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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记忆（第2页）

李致很生气。他有一个准则，据说来自巴金，凡约定的书稿未出版前，作者不得交刊物登载。更为气恼的是经手此稿的责编，连经营短篇算起一年有余，如今小鸡破壳而出了，长上翅膀飞走了。接着百花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而文艺界的两个老头子（周扬和沙汀）又有了《关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通信》，在《文艺报》发表后，颇具中国特色的评论界，跟风而来，喧嚣不已，于是首届茅盾文学奖的桂冠便顺风顺水地落到周克芹头上。

本来奖就奖吧，拿奖的不一定顶好，未得奖的不一定不好。但说不清楚的某种惯性使然，“捉在自己手上的雀子怎么跑了？”一时闲言碎语很多，社内社外责备之声不绝于耳。李致倒沉得住气，他说书稿跑走了，但培养了一个作者，这也是“得可偿失”。

20世纪80年代，简阳县罗淑纪念堂落成仪式。前排：左五艾芜、右三周克芹、右四李致

何况一城一池的得失并不重要。1986年全国首届诗歌评选，获奖十本，四川人民出版社占了4本。四川是“诗歌之国”，李致很重视。长时间以来只有两个诗歌编辑，他们推出了好几套诗丛，涵盖面极广，其影响也很大。难组的诗稿，李致往往亲自前往。在出版了《周总理诗十七首》《陈毅诗选》《罗瑞卿诗选》之后，他闯到了时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家。张爱萍在家乡人面前喜欢开玩笑，“我写的是什么诗哟，豆豉、萝卜丝，这都能出版哟！”但在李致“弯弯绕”的“蘑菇”下，终于把“萝卜丝”拿到了手。

曹禺的书稿不易给人，似乎是戏剧出版社的专利。他的《王昭君》在刊物上发表后，李致很想在四川出版这个剧本。李致是巴金的胞侄，巴金和曹禺本是通家之好。他拎了个大包，满头大汗地走进三里屯曹禺的家。包里全是书，有《巴金近作》《丁玲近作》《艾青近作》……还有尚未出全的鲁、郭、茅、老等人的“现代作家选集”，曹禺看了，明白李致的用意，他为朋友们的作品能重见天日而高兴，却没有吐出自己要出版什么的口风，反而在脸上挂着笑说：“你们的出版重点，是不是全盯着我们这些老古董了？”他还是没有出版他的《王昭君》的意思。

李致又使出了他惯用的“弯弯绕”。他暂不谈出版的事，却说起了曹禺的几个戏。李致十七岁入党，做地下工作那些艰难岁月里也是曹禺的戏迷。他最喜爱的是《日出》，谈起这个戏，曹禺也有了兴致，从沙发上站起来，情不自禁地在客厅里踱着步子，“露露，你今天晚上真美，真美，我一看到你，我就闻到了你身上的香味。”这是《日出》里乔治张的台词，李致接下来，“露露，我闻到你身上的香味，我就想起了巴黎的夜晚和夜晚的巴黎……”两人大笑起来，《王昭君》的出版就在笑声中徐徐拉开帷幕。

但还没有最后敲定，曹禺提出时间问题，“希望在三个月内见书。”李致没有贸然答应，回到住地，他与远在成都的社长崔之富通了话，次日又马不停蹄地去到曹禺家，“三个月见书，只提前不赶后。”曹禺听了李致的回话，见他满头大汗，递过去一张毛巾，“你做事很实在，太像老巴了。”老巴是巴金，曹禺一直这样称呼他，两人的友谊也一直持续到人生的终点。

《王昭君》由一个严谨的老编辑精心操作，装帧精美，找不出一点瑕疵，曹禺收到样书后，放心地将《曹禺戏剧集》交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来我出差去北京，这时曹禺已迁居木樨地。他询问了李致的近况，突如其来地叹息起来，我好生不解，他说李致在出版界“声名远播”，这不是一件好事，“我想，我想你们出版社留不住他了，难道这不是损失么？”

曹禺可有预见，后来李致调省委宣传部，虽然兼了一段出版总社社长，但时间不长，继后又任省政协秘书长，在宣传部他管的事也多，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还免不了人事的纷杂，于出版他就渐行渐远了。

但周克芹后来调到省作协搞专业创作，据我所知，周克芹和他的作品，还是经常挂在李致心上。此前，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溜走了，对四川出版毕竟是个遗憾。一次作协开会，周克芹在座，他招呼我去会议室外，特地让我给出版社捎回三句话：“我是农民。农民最重恩情。我不会忘记出版社对我的帮助。”说得很动情。他当时并不乐意随那位文化人去重庆，可是人家向他打了包票：“李致跟我很熟，一切由我疏通，一切由我负责。”再说他家里很拮据，能在刊物上先行发出，多拿一次稿费，亦可补贴家计。李致听了，宽厚地说：“实在情有可原。”不知李致的“词典”里如何注释“解铃还须系铃人”，他在当时却出了一个叫责任编辑哭笑不得的“点子”，让她做一顿饭，请周克芹“赏光”，李致和我作陪。李致坚持的理由是：“我们不讲作家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但出版社要兴旺，我们就应该广泛地团结各路作家。”

记得浩然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就答应并且出版了他的小说集。李致在出版社，不看门户，广纳百川，这样的景象，今天在出版界似乎难以见到了。

周克芹吃了这顿“团结饭”不久，出版社的疙瘩解开了，他却结上了另外的疙瘩。“人怕出名猪怕壮”，这时很多眼睛盯着他，于是“作风问题”出来了。越刮越厉害，妻子闹到了作协，又告上了妇联。新华社写了内参。这下惊动了某位高层，要查一查获取茅盾文学奖的“当代陈世美”。

李致在宣传部任上，这是他的分内工作。他“认真地查了”，确实“事出有因”，又难免“查无实据”，最后追究不出什么也就不追究了，历经一番风雨还是保住了周克芹。但“内损外伤”太大，周克芹几近一蹶不振，他一个人住进了成都北郊天回镇的一家医院。适逢韦君宜来川，李致约我去看她，在途中他再三叮嘱我——出版社应该去看看周克芹，并让我也带去三句话。一句我已忘记，另一句是毁一个人的只能是自己，别人是打不垮你的；还有一句是一个作家就要写作，只有写出作品才能证明你的存在。

一个阴雨的下午，已是冬令，天气奇冷，雨中夹着雪粒子，我和周克芹曾经的责编，还有编室主任吴大姐，三人一起去到天回镇，陆军总医院不见周克芹，在医院附近一个民居找到了他。他不是治病，是在一个堂妹家养病，其实是养心，调整心态和情绪。可他的情绪恶劣到了极点，头发蓬乱，胡子好些天未刮，披一件半新不旧的军大衣，失魂落魄地坐在一个冷火悄烟的小火炉边上。

人言可畏，人言杀人，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们问候了他的身体，问候了他的起居，问候了他的心绪。他指着条桌上一张摊开的稿笺，“我在写……写一封信，三天了，就只写……写了几行……”他平时就寡言少语，此时此刻就像嘴巴不属于自己。

我将李致的话转告了他。

“谢谢李部长，他还想到了我。”说罢又无声了，他的情绪始终很低落。

李致知道这次见面的情况后，沉思地询问我们有什么应对之策，“总不能让他就此趴下去吧？”他期许周克芹能跳出沉疴。曾经的责编有个主意，“给周克芹出一本书。”她说用这本书给周克芹“打一针强心剂”。

这就是后来出版的《周克芹短篇小说集》，收入了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之后他相继写出的包括《山月不知心里事》等几篇在当时颇有影响的作品。

李致一直称许这件事，也赞赏这位编辑以人为重，以出版为重的宽厚情怀。

这大抵也算李致在四川出版界带队征战留下的一束余光了。

2006年10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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