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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书生李致（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书生李致

◎崔桦

李致长期担任四川省文联主席、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几乎没有人称呼他“李主席”，很少人称呼他“李部长”。多数人称呼“李致同志”，文艺圈内多直呼“李致”。我知道“李致”是由“理智”而来，就喊“理智”，音同字不同，别人听起来就是“李致”。他的年龄比我大几岁，反而对我戏称“老兄”。其实，大家都把他看成是一个文友，聊天聊到他的时候，往往会随意说上一句，“他是个书生。”作家王诚德曾经写过一首打油诗：“《家》学渊源有秉承，不饰铅华唯写真。情结难解文与戏，部长原来是书生。”

李致在学生时代参加地下党活动，就发表过一百多篇“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文章。不仅爱读书，尤其爱读鲁迅和巴老的书，坚持一生。近二十多年，还出版了多本独具特色的“往事随笔”，秉承了鲁迅和巴金“有骨气说真话”的品性，好评如潮。也许这就是人们尊重他、亲近他、说他是个书生的原因。

书生，在中国人眼里泛指读书人，或者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读书人历来复杂，有些从政以后，“身入荣华境，得意便忘形”，渐渐异化成了学阀和政客。有些从政以后，依然保持着杜甫说的“甲卒身虽贵，书生固道殊”的气节。这类书生不多，我想李致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还是叙述一些亲身感受过的故事吧。

1981年前后，我曾经同省委书记谭启龙的夫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严永洁同志共事两年。我作为她的助手，参与了大型藏族舞剧《卓瓦桑姆》的修改、排练和到广州、香港的演出。这期间，我陪严永洁同志到各单位办事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突出的感受，就是一定会受到格外的热情接待，按照我们社会的潜规则，谁都知道这是对省委领导感情投资的好机会，因而表现出种种媚态。只有一次，我感受到另一种“格外”。

1982年7月一天上午，严永洁同志对我说，“下午我们到出版社去一趟，找李致说一下出书宣传《卓瓦桑姆》的事情。省委宣传部已经告诉他了，他始终没有给我来电话……”

下午我们如约到了四川人民出版社。当时还没有建造现在的出版大厦，是在一个很旧的院落里。意外的是没有人接待，听说李致在开会，我们自己坐在一个编辑室的两把旧椅子上等待。一会儿李致来了，同我们握握手也坐了下来。他坐下来第一个动作是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让人心里有点不舒服。

我连忙介绍，“这是省委宣传部严部长。”

李致点一下头说：“知道。”

接着严永洁同志说明来意，介绍舞剧《卓瓦桑姆》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将代表四川到香港演出。正说到兴头上，李致又看一看手表，打断严永洁的话说，“你们什么时候要书？”

严永洁回答，“10月下旬。”

李致思考一下说，“可以。你们把资料留给责任编辑就行了。”说完，李致就站起来了。

这时一位女同志给我们端来两杯茶，我们没有喝就告辞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李致的印象。有点“反常”，他身上竟然没有一点献媚的影子。很干练，很洒脱！（其实不到10月下旬，《花仙——卓瓦桑姆》就印出来了。）而当着客人的面看表，却给人一种冷漠的感觉，“格外”地不习惯。

后来同李致接触多了，也就慢慢地习惯了。每次开会，他从不迟到。有时他主持开会，只见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主席”的位子上，对迟到的人，先看看手表，再瞟对方一眼，表示批评。有一次他去开会，站在家门口等车子，过了五分钟，车子还没有来，他急急忙忙打的走了。有一次我到省委宣传部开会，他坐在主持人的位子上，从提包中取出一个小闹钟摆在面前对大家说，“我们开个四十分钟的会。”会议结束时，我看看手表，正好是四十分钟。

李致对下面是如此，对上面也是如此。他向省委领导汇报工作，进门坐下就把手表取下来，放在面前说，“我只耽搁您十分钟。”到了十分钟，起身就走。

后来我才知道李致这样做，是把鲁迅说过的，浪费时间是最大的“谋财害命”，作为自己生活的信条。

这是一个书生的习惯，也是一个现代人应有的意识。

1983年春天，有天早晨我去上班，刚刚走到市委宣传部门口桂花树前，忽然看见李致从市委大门口进来，我连忙迎上前去，想问一问他来市委办什么事情。出人意料的是他从提包中取出一本新书给我，说：“崔桦同志，你的小说集《紫红的蔷薇》印出来了，我给你送来一本样书。”

我感到十分惊喜，不敢相信出版社的老总给一个业余作者送书来了。我连忙看看著名美术家戴卫设计的封面和插画，闻着书页中散发出来的芳香……当我从梦似的惊喜中清醒过来的时候，李致已经匆匆地走了，我只好望着他的背影说了声谢谢！

文友们都知道，在当时要出版一本书是很难的，业余作者就更难了。出版社的编辑是爷爷，总编辑是爷爷的爷爷，作家是孙子，业余作者是孙子的孙子。这本小说集怎么了？孙子还没有给爷爷作揖，没有给爷爷的爷爷磕头，样书就飞到自己手里来了。

后来同作家朋友聊起这件事，才知道他们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和感受，都在李致手里出版过自己的著作，从李致手里接到样书……李致一直坚持，两本样书一本出版社保留，一本应及时送到作家手中，这是出版社对作家的尊重。

著名诗人冯至非常推崇这种做法，说“李致不是出版商，不是出版官，是出版家”。李致主持的四川人民出版社，颠覆了过去“爷爷”和“孙子”的关系，坚持出版社要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为作家服务。从培养作家、繁荣创作的角度来说，四川有个李致，真是一种幸运！

李致调省委宣传部任副部长以后，分管文化艺术，我们在工作上的联系就更多了。

这时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市文联有同志联名向上级写了一封信，说我写的反映党政机关生活的小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封信转到了李致和文艺处长邢秀田手里。

这里我不得不多交代几句。尊敬的沙汀同志调北京工作前夕，我参加省作家协会一个会议。会后沙汀同志拉我坐在他的身边，对我说：“今后要写几篇像样的小说。一个宣传部长好找，一个作家不好找啊！在机关生活，就要把机关的肠肠肚肚摸清楚，写出来。写的时候要注意细节，小说的架子好搭，写好细节不容易……”

沙汀同志的教诲让我感动，一直铭记在心里。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北京、上海和本省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反映党政机关生活的中短篇小说，引起了社会上的关注和评论。这个时期，我担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市文联党组书记。可能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或者是坚持原则，或者是思考不周，或者是存在缺点，引起了一些同志的不满，再加上文联盘根错节的关系和矛盾，一些同志就向上级写了一封很尖锐的信。其实，这封信的酝酿、起草、发出的过程，我大体上都知道，没有太在意。在极左思潮还普遍存在的情况下，这类事情是常有的，所谓“一封检举信，让你永远洗不干净裤裆里的黄泥巴！”

让我感动的是，李致看了这封信，立即找邢秀田大姐商量，他们采取了保护作家的态度。邢秀田大姐还把我写的一系列反映党政机关生活的小说，认认真真读了一遍，对李致说“不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他们在非常繁忙的日程中，约请写信的同志到省委宣传部来交谈、沟通，第二天我就知道了他们交谈的情况。可是，李致和邢秀田大姐至今没有给我提起过这件事。我一直把对他们的感激，珍藏在心底。

1991年我写的反映党政机关生活的小说集《生活拒绝叹息》正式出版。尊敬的马识途同志写了一篇近五千字的序言，主要内容是为现实主义正名。在序言中，马老鼓励说，“崔桦的独具特色的‘机关文学’，的确为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创作园地。”“清醒的现实主义比迷糊梦呓好得多，不管别人说什么，走你自己的路……”记得我第一次读马老序言的时候，眼睛湿润了。

李致保护作家的事情是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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