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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崔之富（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缅怀崔之富

凡谈及四川出版，不能不想起崔之富同志。

我在1974年秋，从共青团中央调到四川人民出版社。老崔从解放初期就在四川从事出版工作，是资深出版人。“文革”时，他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也就是所谓的“当权派”，备受冲击。以后被结合为革委会副主任。反右倾翻案风时，造反派又把矛头指向老崔。由于革委会主任江明同志思想明确，装模作样地走了一个“过场”，老崔没受到伤害。

崔之富于20世纪80年代

粉碎“四人帮”以前，出版社除了印“毛选”、《毛主席语录》外，没有更多的业务。1975年，受周总理的委托，国家出版局给湖北和四川两省一个任务，编纂《汉语大字典》。老崔接受了这个任务，历时十一年，他去世时接近完稿。为缅怀老崔的功绩，1986年10月14日，《汉语大字典》首发式在武汉举行，因老崔已离开人世，特邀请了老崔的夫人翁季常参加。

出版社清理帮派、否定“文革”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较快地腾出手来抓业务。革委会主任江明，原为共青团中央主办的《中国青年》杂志的总编辑，因落实政策调回北京。出版社改为党委领导下的社长、总编辑负责制。崔之富任党委书记、社长，我任党委副书记、总编辑，还有若干名副社长、副总编辑。这种体制比以后的单纯社长负责制好。单纯的社长负责制，在几个副社长中只有一位副社长抓编辑工作，削弱了编辑的力量，而编辑工作应摆在首位。

老崔和我一直合作得很好。

社长负责的工作很多，主管人事、财务、出版、发行、修建等多方面工作，同时还得兼管编辑工作。老崔在以上各方面都显示了他的才能，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老崔解放前曾在成都福川银行工作，很有经济头脑和计算才能。他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有方”。出版社内统一核算，以盈补亏。这就保证了有社会效益、发行量不大的书籍得以出版，不像现在某些出版单位，对编辑室和个人只讲承包，凡不赚钱的书就拒之门外，或是要作者自费出书。老崔聪明，无论出什么书，多少万字，多大开本，多少印张，好多成本，他脑子一转，几分钟就计算出来。这一点我实在自愧不如，我从小偏爱文学，算术常不及格，出版经营工作只有依靠老崔了。

地方出版社过去实行“三化”方针，即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一般只出版配合中心、面向农村、“字大、图多、本薄、价廉”的小册子，对出版社是一个很大的束缚。“文革”以后面临严重书荒，像四川这样的大省，只靠中央一级出版社，远不能满足读者和作者的需要。这一点大家都有感受，作为老出版人的崔之富的感受更深。几位从北京办过全国性刊物的同志，眼光习惯面向全国，这是个有利因素。形势逼迫我们大胆向全国组稿，并把川版书向全国发行。这样形成的“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得到国家出版局的肯定并在全国地方出版社推广。经过长期实践，这个方针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界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

由于实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全国许多知名作家和学者到四川出书，被人戏称“孔雀西南飞”。川版书被誉为“名牌多、有重点、成系列”。崔之富一直关心和支持编辑工作。在制订年度选题计划时，他提出每年都要有“新套套”，启发编辑打开思路，开辟新途径。他用抓好出版工作来支持编辑工作。当时，出版周期很长，一本书发稿后，一年或更长时间也不一定能出版。我向曹禺索要新作《王昭君》的书稿时，曹禺希望快些出书。我从北京打电话给老崔，他说可以齐稿后三个月出书，我以此得到了曹禺的同意。后来按时出书，曹禺很高兴，说我“说话算数”，而我的“后台”是崔之富。1982年，我们要出齐《巴金选集》（十卷本），突然发现压膜的塑料稀缺，老崔决定，由出版部主任李郁生率领三个组到外地去采买，才按时完成了任务。一年内出齐十卷本《巴金选集》，得到《人民日报》署名文章的表扬。当记叙彭德怀《最后的年月》一书被停售时，老崔态度坚决鲜明，党委成员一致通过，用出版社党委的名义，向党中央书记处提出申诉。我们几次组稿时与兄弟出版社撞车，老崔都主张谦让；有一次还在《参考消息》上登启事，把已得到的订户转给一家兄弟出版社。我分管书籍装帧设计，主张封面和封底要勒口，出版部为减少成本而犹豫，老崔却大力支持我的主张，美化了川版书籍。

出版社出了很多好书，年年盈利。在崔之富的主持下，出版社盖了十二层大楼，在当时全国出版社中也不多见。又先后盖了三幢宿舍楼，而他一次也没搬进新楼。老崔很会生活，电扇、电视、电冰箱，在出版社他最先拥有，从小到大。他又很廉洁，我没发现他铺张浪费。为了争取时间组稿，必要时他支持编辑来回乘飞机，当时一般编辑是不允许乘飞机的。

1986年，许力以（前排左三）在武汉黄鹤楼与四川参与编辑《汉语大字典》的同志合影。前排右四为崔之富的夫人翁季常

出版机构是个整体，成绩是大家努力获得的，不能算在哪一个人身上。国家出版局组团去日本访问，要四川去一人参加。省出版局要老崔和我去一人，老崔推举我，我推举老崔。争执不下，我抢先给出版局打了电话。老崔去日本访问回来，开阔了眼界，思想更加解放。有一次，为调动员工积极性，老崔主张力争员工免费在出版社吃工作午餐。

四川（包括重庆）当时只有一家出版社，即四川人民出版社，属四川省文化局主管。1979年，成立了四川省出版局。崔之富和我被任命为副局长，但在出版社的职务不变。1982年底，崔之富被任命为文化厅副厅长兼出版局长，出版局又改属文化厅领导。我被任命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文艺、新闻和出版工作。尽管工作岗位不同，但我们同为出版人，仍在一条战线工作。老局长袁明阮和张东升去山东考察，主张向山东学习，按专业分建出版社。老崔和我都支持这个主张。

1983年底，老崔因肝病住院。我每天或间天去医院看他，一般也要谈论到出版工作。有一天，医生告诉我，确诊老崔患的是肝癌，已扩散。我眼里一下充满泪水。医生又说没有告诉老崔。我没有马上进病房，在外面站了很久，调整了情绪，才装出若无其事地去看老崔。这实在是一种痛苦。1984年春节，我和老伴给他送去汤圆，看见他高兴地吃了几个。

老崔是个聪明人，他很可能知道自己患了癌症，但没有捅破这层纸。好在他不太疼痛，最后昏迷几天，于3月25日离开人世，告别了他的亲人和他终生热爱的出版事业。我赶到医院，翁季常把头靠在我的肩上，哭了很久，我的心也如刀绞。老崔去世时仅五十七岁，英年早逝，太令人遗憾了。

崔之富去世快三十年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

2012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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