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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致 差点被时间湮没的作家（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李致：差点被时间湮没的作家

阮长安

李致是巴金的大哥李尧枚的儿子。在与巴老几十年的接触中，李致对巴老有不少独特的感受。巴老曾在给李致的信中说：“我离开世界以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你可能理解我多一些。”

著名评论家廖全京曾这样评论李致：他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这几十年里，他渐渐悟出了人生和艺术的真谛，他把自己在这几十年里这一点、那一点的感情，认真记录下来，积累起来，渐渐变成了一篇一篇的文字。这就是李致，平静的、朴素的李致。从这些文字里，我慢慢咀嚼出一种味道，一种既复杂又纯粹的味道，那就是爱。

他是作家巴金的侄子，也是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还是一位从17岁就参加革命并曾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老干部。

他学生时代就发表文章针砭时弊挥斥方遒，但1955年因文章被隔离审查后，数十年间几乎没有再动笔写东西；尔后又长期在出版界、文艺界工作，少有作品问世；退休后在巴金的鼓励下才再次拿起笔写作，他的那些“倾诉自己的情感，剖析自己的人生”的散文和随笔，深得圈内好评，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其实是一位差点被时间湮没的作家。

他小时候与巴金同睡一张床，数十年间，巴金给他写过300封信，深入交流探讨亲情人生，被巴金称作“理解我多一些的人”。他个子不高，满头银发，和蔼亲切的目光中，很有几分巴金的风貌。

“文革”中为了“划清界限”，他贴过胡耀邦的一张大字报，“这是我人品上的一个污点”，晚年写就的随笔中，他毫无讳言地不止一次反省和剖析自己，笔墨间清晰可见巴金《随想录》中“说真话”的风骨。

他就是李致。

“做人要有一个道德底线”

李致目前住在成都。5月16日下午，华西都市报记者来到位于成都芳草西一街的李致家里，和这位80多岁、满头银发的老人促膝长谈。

房间的客厅很小，摆着一套老式沙发，有些地方已经褪皮了，坐上去一蹭，碎皮就往下掉。这套不大的房子里，到处堆满了各种书，李致和巴金的几张照片摆放在很显眼的位置。客厅墙上挂着一幅书法横幅，上书“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这是1997年李致去杭州看巴金时，巴老送给李致的赠言，李致请人写好装裱后挂上去的，“这是我的座右铭。”

谈话从巴金对李致的影响说起。

作为巴金的侄子，李致一直喊巴金为“四爸”，还曾经写过一本名为《我的四爸巴金》的回忆录。李致说：“我这一辈子，受四爸影响很多。巴老先后给我写过近300封信，其中一封信里写到，‘我离开世界以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你可能理解我多一些。’”

“横幅上这两句话，是巴老90多岁的时候对我讲的，”李致回忆说，1997年他到杭州去看四爸，“他那次头脑还是清醒的，他抓住我的手说，下午我们还可以认真谈一谈。”

那天下午，巴老和李致断断续续谈了很多，李致至今还记得，巴老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这句话，李致不断反思自省，后来干脆就当做自己的座右铭了。

“巴老当时说，在旧社会人都是要做点功德的事情，修桥补路，积阴德嘛。联系到现在，任何东西都有一个道德底线，不管你是卖酒的，卖药的，做什么事儿都应该有一个道德底线，不能损人利己。假药、假酒、假奶粉这么一弄，大家都有一个恐惧心理了，社会就会乱套，所以我就觉得，做人要有一个道德底线。”

“巴老影响了我一生”

“文革”后，巴金提出“讲真话”，《随想录》出版后影响很大，其中也与他“讲真话”有关。当时提“讲真话”，是针对“文革”中讲假话、讲空话、讲套话的，当然主要针对的是讲假话。

但实际上，巴金主张讲真话，并不是从七十年代开始，而是早在1942年。李致说：“我在《我的四爸巴金》一书中提到，巴金给我题字，是在1942年，就说到了‘讲真话’，应该说，‘讲真话’是巴金一生一以贯之的主张。”

李致还回忆了巴金给他题字的情形：

1942年，巴金第二次回到位于成都北门蓥华寺街的家，当时只有12岁的李致就和四爸同睡在一张大床上。那时候李致见有许多青年学生都来找巴金在自己的纪念册上题词，便也模仿着做了一本“纪念册”请四爸题词。巴金并没有对年幼的侄子应付了事，而是非常认真地用毛笔给他写下了：“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这四句话，在李致幼年的心扉上刻下了影响一生的烙印。

李致说，这四句话，他的理解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小时候最拥护的是“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因为外祖母要他“有空就读书”。长大了才懂得，这四句话中，关键是后两句，核心问题是“讲真话，做好人”。李致说，这四句话影响了他的一生，他还用它来教育子女和孙子辈。

“讲真话，做好人”，是巴金一生的写照，也是李致毕生的追求。“巴金自己也说，他在‘文革’中讲了许多违心的话，这些，他自己也在《随想录》中做了反思。可以说，巴金做到了讲真话。至于‘做好人’这一点，他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他总是讲，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1997年我去杭州看他，他又给我讲‘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

“文革”中李致被批斗，关牛棚的前一天，他对爱人说：“第一，我不会自杀，更不卖友求荣，第二，不是我做的事，我不会承认。”他总结说，这“都是受了巴老的教育”。

李致说：“别的我不敢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间，不管我谈我自己的问题，或者要一定要我去谈别人的问题，我从来没有讲一句假话，这个我是坚持了。可以说，巴老影响了我一生，他也是我最敬佩的人之一。”

“文革”中贴过胡耀邦的大字报“这是我人品上的一个污点”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的人生”的总题下，李致先后写了几百篇随笔和散文，随后又集合成多部散文集，包括《往事》《回顾》《昔日》《我的四爸巴金》《终于盼到这一天》《铭记在心的人》等。

李致开始写这些随笔的时候已经70多岁了，“一生中接触了不少人，也经历了不少事件，这些人和事与时代的变迁分不开，也可以说是时代的某些缩影或者折射，我需要倾诉自己的感情，回顾自己走过的路，并对这些经历作出一些剖析，尽管这种剖析并不深刻。”

可是，就在这些他自认为“自我剖析并不深刻”的书里，读者也能看到一个既复杂又纯粹的李致，看到字里行间充满的朴素、平静和爱，巴金倡导的“说真话，做好人”，以另外一种形式体现的淋漓尽致。

在《终于盼到这一天》这本他自誉为“我个人的文革博物馆”的随笔集里，他讲述了一个个发生在那个年代的小故事，其中的一篇谈到自己曾贴过胡耀邦的大字报。

“文革”爆发时，李致刚刚到团中央工作不久，担任《辅导员》杂志总编辑，与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有过一些接触。“那阵子我们的压力很大，中层干部都必须要划清界线。在这个压力之下，我也贴了一张胡耀邦的大字报，揭发他‘反对毛泽东思想’。”

时至今日，李致依然在自责，采访当天，满头银发的李致诚恳地再次提到这件事，并重复了几次，“贴胡耀邦的大字报，这是我人品上的一个污点。”

李致认为，“要把自己这些经历抹杀掉，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真正有自信的，有勇气的人，过去的错误是应该承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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