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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评李致李致文存 我的人生（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

——评李致《李致文存：我的人生》

李治修

李致是一位有影响的作家，也是一位有胆识的出版家。他一面为刼后文化艺术做抢救、发掘、发现的出版或扶持工作，一面执着地用那支不肆雕琢的笔，为我们捧出由天地出版社出版的《李致文存：我的人生》；分别为《四爸巴金》《铭记在心》《昔日足迹》的“三卷本”。在《李致文存：我的人生》总序中他说，“我喜欢真诚、朴实、动情、幽默的散文。不无病呻吟，不追求华丽，不故弄玄虚，不作秀，不煽情，不搞笑。我将继续这方面的探索。”这是他在创作路上“向巴老学习，把心交给读者”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特别是在文化圈浮躁风气日盛中，他始终气定神闲地走自己的路，遵从着四爸巴金的教导“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的人生信条，真诚地收录、体现在他的《李致文存：我的人生》中；既是他个人经历的记录，更是他在执着坚守中的收获。

《李致文存：我的人生》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对于我们认识大紊乱、大动荡、大变革这一特殊时段，都有反思价值和启迪意义。尤其是《李致文存：我的人生》中的《四爸巴金》，记录了这位被称作“中国的良心”的知名作家许多往事，以及在“文革”中遭到的不尽磨难和无情迫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对于研究巴金，更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和认识价值。

在阅读这部《李致文存：我的人生》之前，笔者已从作者出版的零星单行本中“经历”了好些“往事”。如今翻开三卷本的《李致文存：我的人生》，尽管有的文章已经读过，但再读时兴味仍旧不减。举凡有阅读经历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有的作品经得初读，经不得再读，更耐不得多读；但李致的随笔却是个例外。这说明他的作品具有直抵读者内心深处的强大穿透力。这种穿透力也佐证了巴金一句名言：“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

当然，巴金对此有明确的阐释：“我说过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是文学和人的一致，就是说要言行一致，作家在生活中做的和在作品中写的要一致，要表现自己的人格，不要隐瞒自己的内心。”窃以为巴金这段话，更宜于规范崇尚真情、真话的散文随笔。同时巴金所说的“无技巧”并非否定技巧，而是让技巧达到“最高境界”（真情、真话）：虽有若无，不留斧凿的至境。为技巧而技巧的玩弄技巧，反倒会留下败笔。如作家杨朔虽写了不少美文，但有时也过于雕琢，留下斧凿。如他的名篇《荔枝蜜》，在称颂蜜蜂之后，结尾处写道：“这黑夜，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

作为巴老的侄儿李致，在《李致文存：我的人生》中对巴金的“两真”主张，更是恪守不渝，躬行实践，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其作品在“人文一致、言行一致”中，不刻意追逐技巧，蕴含着圆熟技巧，因而才具有穿透读者心灵的力量。概括起来，这部《李致文存：我的人生》具有三个值得注意的特色：即“朴实自然中的幽默，白描与飞白的兼容，惜墨与泼墨的融合”。现就此谈谈个人的浅见，并以此求证于大腕方家：

朴实自然中的幽默：李致作品素以朴实无华著称，也为读者所公认。有时在阅读中，行文的过分朴实也难免陷入沉闷和单调，个中所长所短易见。李致在写作中力避不足，在竭力节省笔墨，不作浪费的铺叙，不随意添加形容词的同时，也因其个性使然，在作文中自然流露出幽默和风趣，从而也成就了李致作品中的一个突出优势：朴实自然中的幽默。

这样的幽默，以简洁的文笔表达出来，使行文活泼诙谐，既轻松流畅又格调明朗，时不时会令人莞尔一笑。

记得英国诗人、评论家柯勒律治（即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说过，“缺乏幽默感的人不能算是很完善的人”。其实幽默是一种智慧的表现，也是对生活、人生充满自信和情趣的体现。文学作品中不能缺少了幽默，正如生活中不能缺少幽默一样。有了幽默感的作品——无论它表现的内容如何——就有了生活的润滑剂：或消减沉重，添加情味；或在困顿中透过气来，得到自我解脱；或从幽默中悟出人生哲理。

比如《干校三事》中的一节，标题为“翻脸不认狗”，描写“干校”下令“屠狗”，作者以充满幽默的文笔，揭露人的愚蠢、可笑和悲哀。在《找回名字》中，作者以名字为由头，从顽皮童年、学校念书、投稿笔名，同事称呼等往事中，以“名字”贯穿全篇，犹如红线穿珠，将许多生活趣事片段，剪接连缀成篇，而且行文朴实，流畅自然，充满幽默感。

单就构思来说，《找回名字》既写得有生活情趣，同时在叙写中又极其自然，更不乏供人思考的寓意，堪称独具李致特色的佳构。在《焦某“文革”轶事》中，更模仿《聊斋》手法，在语言上适当进行“白话”处理，让“幽默”升级。文中刻画出焦某既“玩世不恭”又善于玩出噱头，应付“五七”干校的支差，烘托出一个俏皮的焦某，在笑谑中对所谓的“脱胎换骨”进行嘈弄和反抗。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李致作品中的幽默，不是相声中通过“逗、哏”挤出来的；不是相声中通过“抖包袱”抖出来的。这幽默同上述的“有意为之”大不相同：好像一个与生俱来有幽默天赋的人，纵然那一本正经的言谈举止，在别人眼里都会忍俊不禁。当“听众”、“观众”都笑得前仰后合，本人却表现出“无动于中”的淡然。这是卓别林式的幽默，生活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幽默属于“冷幽默”。冷幽默往往产生热效应。李致的幽默就属于这一类。他在行文中，不经意间“幽他一默”。这样自自然然的幽默，比之有意为之的搞笑，更出彩，更增色，更有情味。

白描与飞白的兼容：李致的散文以白描见长，但其白描更有独到之处。这就是“平淡”的飞白同传神的白描融为一体。

飞白原是书法绘画一种表现手法。在书法中系指笔画丝丝露白，润燥相生，笔迹虽断往往由沙笔相连，形成千丝万缕联系，别有一番韵味和笔意，显现出苍劲浑朴、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在绘画中的飞白，故意留下空白，使运墨有致，气韵空灵，飘逸潇洒，平添欣赏情趣。飞白艺术也应用在语言文学之中。作为文学艺术的“飞白”，可分为语音、词语、语法、逻辑、文字等类别。在描绘刻画事、物、人时应用“飞白”手法，能够起到和增加刻画、表达的修辞效果。可见飞白是书、画、文三者的艺术通衢。在论及李致作品时所指的“飞白”，则是相对于“白描”而言；其含义特指以“平淡”（飞白）方式陪衬“白描”，增强文字表达、刻画中的艺术效果。将李致散文特点之一归纳为“白描与飞白的兼容”，旨在分析强调说明李致的“白描”，自有其应用中的独到之处。李致散文看是“平淡”的地方，其实是虚实相生，排兵布阵，主次协调的手法。那“平淡”不是赘笔，更不是败笔，而是巧笔。

有了行文中的平淡（飞白），在白描时更能收到传神、传情效果。这就是白描与飞白兼容所形成的优势。试以《李致文存：我的人生》中《一朵白色花》为例：

《一朵白色花》系作者纪念大姐的回忆文章，因为整篇都“平淡”，显然经不得浅薄的眼光扫描。其实这“平淡”类似书画中的“飞白”。书画为了更见艺术效果，采用“飞白”，以虚显实，虚实相生，别有审美意蕴。书画、散文同理：在《一朵白色花》中，若缺少了这些“平淡”为依托，难以用白描勾勒、凸显出长姐神形——面对父亲的突然自杀，在巨大悲恸中“用手去扒父亲的眼睛”。这一举动在几十年后展示出来，情景历历在目，读来让人心灵震撼。这是个强力刺激镜头，是爆发型的；继后作者又通过长姐记日记，表达对父亲遗恨悠悠的思念。这突发的与漫长的对比情景，含泪泣血地再现了长姐的父女深情，也说明作者长于白描与飞白艺术的兼容。那些“平淡”（相当于书画中的飞白）恰好给“白描”提供了艺术空间，否则成功的白描又从何生根？！再如在“平淡”的叙写中，作者写到童年与长姐的一段往事，那童稚天真、善良心理，通过白描也十分真切动人：“……我以为是自己把姐姐气病的，十分不安。姐姐病好回家，我不敢去见她，偷偷地站在屋外的小凳子上，从窗缝里看她在做什么。姐姐发现了我，亲切地对我招手：‘小五，快来吃广柑！’我立即跑到她身边，接过广柑，如释重负。”若无此前的“误会交代”，这些“平淡”的叙写，这些传神之笔，动人之处，何以表达出来？！

在《一朵白色花》中，作为“飞白”的那些“平淡”，实则在全篇起到了引渡、铺垫、烘托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因而这篇回忆纪念长姐的文字，读来既显得亲切自然，又具有娓娓道来的从容不迫，而且其中有了起伏跌宕，把握了整篇行文的节奏，更增添了逶迤有致的韵味。

由此可见，若无这样的“平淡”作铺垫，白描如何在“飞白”中“飞”起来？！这必要的“平淡”其实在全文中突出了“亮点”，达到感人至深的效果。作文也如一支交响曲，若无平实的铺排，哪来闻之令人神采飞扬的华彩乐？！作文也似“看山”，若无丘陵的拱卫环绕，何来雄峙高踞的主峰，让我们看到那无限风光呢？！从这里也可见作者借助书画的“飞白”手法，才使得作品中的白描，应用起来更加得手应心，娴熟圆通，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这，也就是飞白的疏离与凝练的白描之间的辩证统一。

同样在《我所知道的胡耀邦》中，这种白描中的“飞白”，把“直似朱丝绳，清如玉壶冰”的耀邦同志，不为小人所容的真正共产党人气度、形象，浮雕似地再现在我们面前，而且熠熠闪光。

胡耀邦曾是我党的总书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当然是大人物，但作者笔下切入的角度，不是风云跌宕的大事，而是大人物处于顺境和逆境中的往事，以小见大。这样的叙述读起来“水波不兴”，但确乎是“水清见底”。通过作者笔下的“涓涓细流”，让人看到了一个十分真实的胡耀邦。比如耀邦在“蒙难”中，因痔疮得提前起床洗浴，由于小心过度，反让脸盆“哐当”落地，惊醒了同室的同伴，遭到个别人严厉斥责，他却如小孩犯错误般地惶恐窘迫；又如作者在主持出版了《最后年月》一书，莫名其妙地发行受阻，只好去求耀邦同志。作者抓住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亮点，用极其精简利落的白描手法，凸显出耀邦同志独具性格特征的人格魔力：

我望着耀邦同志。他终于表态了！“你们可以——”同时两只手各向左右摆。但我没有明白他的意思。

“自己发嘛！”他说。

由此想见耀邦同志当时的神态，不能不对他的“狡黠”中的智慧，面对难题的灵活处理，充满人情味的平易近人，倍感亲切和敬仰。正是有了耀邦同志示意出版社，绕过“正规”发行渠道的高招，才使《最后的岁月》以后得以内部发行。

作者以极其精练简洁的文字，活脱脱再现了耀邦同志的机智、风趣，同时也让人看到这位共青团总书记身上始终保持着青春气息和活力！读到这儿怎能不令人解颐一笑？也让人对被党内外一致称赞为“素有仁德之心”，一贯光明磊落的耀邦同志的敬意油然而生。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篇幅颇长的文字中，同样可以让人领会到作者借助“飞白”，促使行文中的白描更有了聚焦似的表现力；同时作者有选择地跳跃到往事的几个片段中，把耀邦同志与作者之间的情谊自然灵活地衔接起来，那幽默风趣的文字，也使全篇避免了记“流水账”式的冗长与粘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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