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燕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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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朵白色花思念我的姐姐（第2页）

六

1950年秋，姐姐去重庆与查坤培结婚，在《西南工人日报》工作，1951年11月姐姐入党。

姐姐在文生社工作时，曾在附近一所英语夜校学习，一周两三次。查坤培是美孚石油公司的职员，姐姐的夜校同学。美孚石油公司也在民国路，与文生社隔街相对。1948年，我认识了查坤培，在他自办的小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姐姐离开文生社的前后，我多次在查坤培那儿住过。1949年，我介绍查坤培加入了地下党。

1949年底，我和秀涓在成都迎接解放，1950年春又调回重庆，我先后在青年团重庆系统工作。1953年，姐姐生了个儿子，叫查晓；我也有了个女儿。那时大家工作都很忙，接触不太多。我保留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母亲来重庆时，母亲与我、姐姐、坤培、查晓的合影，我抱着查晓；另一张是查晓、我女儿和王竹的儿子的合影，三个孩子在团市委院子里唱歌。我住在两路口，去姐姐家得坐缆车，我为女儿编了儿歌：“坐缆车，下坡坡，看大孃，看表哥。”

1957年底，我调团四川省委工作，离开重庆，回到成都。查坤培原在全国总工会西南办事处工作，1954年西南行政区撤消，调成都的四川总工会工作。1958年，因照顾夫妻关系，姐姐也回到成都，在四川省科委工作。无论在《西南工人日报》或省科委，姐姐都像大姐姐似的，关心和爱护身边的同志，受到大家的尊敬。《西南工人日报》一些同志，一直尊称姐姐为“李国老”，常在“三八节”去看望她，直到姐姐的晚年。1963年春，我调团中央工作，去了北京。1966年，爆发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和成都亲人的联系中断，只有秀涓每月定期给我母亲写信、寄生活费。我在河南团中央“五七”干校劳动了五年，曾两次回成都探亲，姐姐都在四川省的米易“五七”干校劳动，我们没能见面。不过，我对姐姐的思念，无时不在。

七

1973年，我调回成都，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

当时，我女儿在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我们把女儿接回成都，准备让她去四川农村插队。不是组织上统一的安排，女儿自己去插队，得花一笔数目不小的安置费。姐姐主动表示，要把她的“私房钱”给我一百元，一百元超过那时她一个月的工资。我没有同意，但深感姐姐对我的爱。我女儿也把大孃的关心，牢记在心间。

人们早已对“文革”，对无止境的斗来斗去，感到不满和厌倦，但又不敢轻易直言。我和姐姐之间没有任何顾虑，交换对时局的看法，无话不谈。当我听到从北京传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赶快去告诉姐姐。因为是非正式渠道，我要姐姐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姐夫查坤培，她遵守了“协议”。

四川人民出版社较快结束了清理“帮派”的工作，面对空前的“书荒”，我们立足本省，面向全国，陆续出版了不少好书。姐姐长期在文生社工作，理解出版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为此感到高兴。当她看见我们出版的曹禺新著剧本《王昭君》后，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称赞该书的封面、内文设计和插图好，出版周期短，祝贺我们所取得的成绩。

姐姐受我父亲影响，从小爱读书；以后，在文生社结识了作家曹禺、丽尼，受他们的影响，读了不少名著。1983年姐姐退休后，有更多的时间涉览群书。我爱买书藏书，四爸也送了我许多书，我家有三十多个书柜，自然成了姐姐的图书馆。姐姐定期请她的保姆来借书还书，她是我们家读书最多的人。姐姐夸我爱护书，说我的许多藏书“很多年后，仍然像新书”，要查晓向我学习。至今我还保存了1947年姐姐送我的英文版《白雪公主》，我的女儿读过，孙女读过，以后重孙女还会阅读。

1980年4月16日晚，我母亲因突发脑溢血住院，昏迷不醒，命在旦夕。二姐把我和四姐叫去，配合医生处理，我和外甥李舒，彻夜守护在母亲身边。天下大雨，是否马上禀报姐姐，我十分犹豫：既懂得姐姐对母亲的情感，又担心姐姐的身体，最后决定推迟通知。第二天早上姐姐赶来，她理解这是为她着想，没有责备我。母亲去世，我们极为痛苦，躲在一位邻居家，几天没有与外界接触。

1981年，我因工作紧张引发高血压，在草堂寺疗养院住了半年多。我每周六下午回家，姐姐总要在周六下午，把我和二姐四姐叫到她家，促膝谈心，吃碗抄手。这是快乐的聚会。三姐一家在福建省，我们也思念三姐。

姐姐从没有离开过四川，只是在1982年去上海看望过四爸。四爸很高兴，请女儿李小林到火车站去接姐姐，又抽时间多次和姐姐交谈。弟妹们开玩笑说，姐姐去上海，受到四爸“高规格”的接待。

姐姐喜欢读我的“我的人生”，说文章语言朴实简洁，能动人情感，鼓励我继续写下去。

……

八

2003年元宵节，姐夫查坤培逝世。

我们都为姐姐担心，不知道怎样安慰她。幸好姐姐的儿子查晓，从此把母亲接到自己家一起住。坤培兄对姐姐很好，但他照顾姐姐的方法不完全妥善。他担心姐姐摔跤，主张姐姐少走动；他怕姐姐感冒，不要姐姐下楼散步；他让姐姐吃各种的药品，包括大剂量的安眠药。查晓在肿瘤医院工作，既爱母亲，又具备医药知识。他为姐姐调整了药物，减少了安眠药的数量；鼓励姐姐适当运动。他们住在六楼，姐姐可以下楼，在院子里散步。查晓不但早中晚在家，工间操时，还回来和母亲说几句话。保姆小敬也不错，除买菜做饭之外，多数时候都坐在姐姐身边，陪姐姐说话。姐姐喜欢京剧，早年秀涓教过姐姐唱《贵妃醉酒》和《凤还巢》的片段。姐姐爱看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

二姐多病，行动不便。我和四姐不时去看望姐姐，姐姐很高兴。我在团中央河南“五七”干校劳动时，因冬季凌晨下水田犁田，腿脚留下后遗症。查晓家没有电梯，上下六楼对我很困难。我送了姐姐一张十寸的大头像，塑胶板做的，放在她的茶桌上。我对姐姐说：“这样，我就能天天陪着你！”姐姐很喜欢这张照片，几乎每天都要指着照片对家人说：“这是小五，他天天陪着我。”对客人也这样说。在她最后一年，语言出现障碍，也要用颤抖的手指着照片，向他人示意，直到她最后住进医院。

姐姐挂念二姐。她提议凡我们几人的生日和节假日，就在二姐家聚会。老年的姐姐喜欢红色，二姐四姐和我，经常买红色衣帽送给她。我爱和姐姐开玩笑，“挖苦”她当年有洁癖，让我睡地板，以致我现在身上疼，姐姐则说：“以后我睡地板，你睡床！”我说她是老姐子，还是该我睡地板，为此“争论”不休。姐姐爱唱歌，我女儿在成都时，一定带上歌本，和大孃一起，把会唱的歌都唱一遍。我的声音是“左”的，无法与姐姐合唱。但我会模仿姐姐年轻时唱的京韵大鼓：“二八的小佳人，懒梳妆！”姐姐笑眯眯地看我表演，高兴极了。

十年来，我们几姐弟，就是这样地相聚。每次，我都坐在姐姐身边，拉着姐姐的手。姐姐去世后，只要看见姐姐常坐的那张椅子，想起我们手拉手坐在一起，就会流泪。我女儿怕想起大孃，甚至不敢去二孃家。

姐姐天天盼着生日和节假日到来。没有聚会时我们每天通电话。姐姐喜欢我幽默，乐意与我通话。头些年说不完的话，通话时间较长，渐渐地她就只有三句话了：第一句：“你的照片，天天陪着我的。”第二句：“我爱我的小弟弟。”第三句：“我睡地板，你睡床！”姐姐的深情，给了我温暖；她的语言退化，又让我难受。这三句话，天天讲月月讲，一字一句，刻在我的心上。

2009年5月，秀涓因病逝世，我没有立即告诉姐姐。以后姐姐知道了，不知多少次地念叨：“小五一个人咋个办？叫他赶快‘续弦’嘛！”姐姐担心无人照顾我的生活。

查晓的确很孝顺。头几年是他扶着姐姐，上下六楼参加聚会；后来是他背着姐姐，上下六楼去二姐家。2006年，姐姐开始出现某些老年认知障碍现象，并且吞咽困难。每吃一口饭，查晓都要检查她，是否把饭吞了下去，不厌其烦。2010年，姐姐患乳腺癌，查晓没有告诉姐姐，但对姐姐百般细心照顾。

2011年底，姐姐的乳腺溃烂化脓，查晓隔天为姐姐换药；8月29日，姐姐肺部大面积感染；9月1日10点07分，姐姐逝世，享年92岁。

在姐姐弥留期间，她不停地叫查医生，还说“我睡地板，你睡床！”

姐姐叫查医生，是呼唤她的好儿子查晓。

姐姐说“我睡地板，你睡床！”，是惦记我，她心爱的小弟弟。

九

姐姐是一个平凡的人：她没有当过“官”，只做过会计、小学教师和公务员，没有做过惊天动地的事。

姐姐是一个崇高的人：她正直善良，年轻时就追求进步；她内心充满对新世界、新文化的憧憬；她为了母亲和弟弟妹妹，牺牲自己的利益；她工作认真负责，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她爱读书唱歌；她乐于关心和帮助别人。

她就是一朵白色花，一片真情，默默地开放在人间。

2014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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