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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朵白色花思念我的姐姐（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像一朵白色花

——思念我的姐姐

“我睡地板，你睡床！”

这是我姐姐弥留时，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一

我姐姐叫李国煜，1920年出生在成都。

当年的除夕，我的曾祖父李镛逝世。全家举哀之际，我母亲即将分娩。封建礼教认为，产妇必须搬出城外，否则死者会遭遇“血光之灾”。在这种压力下，母亲离家搬到城外去住。这个情节，四爸巴金写到小说《家》里。小说中的高觉新，以巴金的大哥李尧枚为原型。觉新的妻子瑞珏要生孩子，正值祖父高老太爷逝世，为避“血光之灾”，瑞珏住到城外荒郊待产，因难产而死去，不久婴儿也离世。现实生活中，我母亲平安，阴历二月十五日生下一个女孩，她就是我的姐姐。

二

我有四个姐姐。我们叫大姐为姐姐，其余叫二姐、三姐和四姐。

长辈们对我们五姐弟都有“戏”称：姐姐为“大小气”，我为“五横牛”。我看见过姐姐流泪，大多是在谈到我父亲的时候。我父亲是一个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人，正直善良，热心帮助亲友，后因家庭破产而自杀身亡。父亲去世时，我才一岁零三个月，二姐三姐四姐尚不懂事，只有十一岁的姐姐极度悲伤。半个世纪以后，姐姐才告诉我：父亲很爱她。当年她和父亲同睡一张大床。父亲喜欢读新书报，还给她订了《小朋友》和《儿童世界》。至今她还记得父亲深夜读书时的背影。父亲经常带她出去玩，买糖果招待她的小朋友。1929年秋，父亲从上海回家。当天正是中秋节，姐姐在大门外玩，父亲一下轿子就用手摸她的头。父亲去世那天早上，姐姐哭喊着叫爹爹，用手去扳爹爹的眼睛，期望爹爹能醒过来。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姐姐思念爹爹，她用写日记的方式，倾诉对父亲的情感。大家看见姐姐流泪，以为她“小气”，其实并不理解她对父亲的眷念深情。

姐姐比二姐大五岁，比我大十岁。我认为姐姐是大人，不像其他三个姐姐那样和我一起玩。姐姐爱给我讲故事，她讲过的一个故事，影响了我的一生。故事发生在波兰，当时的波兰是弱小民族。当祖国遭受侵略的时候，一位牧羊少年，为了保护城里的居民，牺牲了自己。这个故事使我知道：除了爱母亲爱姐姐，还得爱同胞爱祖国！我上小学时，就积极参加了为前线抗日战士捐寒衣的活动。

三

我小的时候，姐姐在四川省立女子职业专科学校读书，她有一批好朋友，常来我们家玩。我们家的经济条件不好，但我母亲总是热情地接待她们。她们爱逗我玩，叫我跳舞给她们看。其中一位叫萧荀，我不认识“荀”字，把荀写成“苟”，她们开玩笑说萧姐是我的苟姐。

抗日战争初期，我母亲带着我们五姐弟，回到外婆家里住。外婆家有一个丫鬟，叫花珍。我外婆很慈祥，待花珍很好，但花珍不愿被收上房做小老婆。姐姐和她的朋友，帮助花珍逃离外婆家，改名秦志修，以后到重庆当了工人，正式结婚。这无疑是一次反封建的革命行为。1948年，我在重庆沙坪坝见到秦志修，她对我姐姐充满感激之情。

大约在1941年，我的八表叔，把马克思的《资本论》，借给姐姐看。当时姐姐读不懂《资本论》，但读《资本论》这件事，受到我的一位叔父严厉的指责，以至姐姐的精神出现异常。她的朋友萧姐和刘姐等很关心她，帮助她换环境休养，她较快恢复了健康。我不知道姐姐生病。有天晚饭时间，我贪玩回家晚了一点，姐姐问我为什么老在外面“蹓来蹓去”？我误以为“蹓”是流氓的“流”，顶撞了姐姐一句，姐姐立即哭起来。我以为是我把姐姐惹病的，十分不安。姐姐病好回家，我不敢去见她，偷偷地站在屋外的凳子上，从窗缝往里看她在做什么。姐姐发现了我，亲切地对我招手：“小五，来吃广柑！”我立刻跑到她身边，接过广柑，如释重负。

也就是那一年，四爸回成都治牙，在我们家住了三个月。姐姐已从职业专科学校毕业。四爸与我父亲的感情深厚，他目睹姐姐生病的过程，决定把姐姐带到文化生活出版社重庆办事处（以下简称文生社）去，在自己身边工作。姐姐在文生社担任会计，认真负责，得到四爸的赞许。我们家：父亲在，他管全家；父亲去世，三爸按月寄钱回家供养全家；三爸去世，四爸给全家提供生活费用。姐姐省吃俭用，每个月把自己微薄的工资，大部分寄回家，供母亲和弟妹们零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四爸返回上海，要带姐姐同去，但姐姐不愿远离母亲和弟妹，选择留在重庆。萧姐当时在重庆读书正好毕业，跟着四爸去了上海，以后成了四爸和四婶的好朋友。

姐姐去重庆后，我一直和她保持通信联系。

我上初中时，喜读新文学。1943年冬，我的一篇作文在校刊铅印发表，我很兴奋，寄了一份校刊给姐姐。姐姐看后很高兴，又让她的同事看。姐姐写信鼓励我，还给我提了一条意见，说我的每一段文字，无论句子长短，中间全是逗号，仅在结尾有一个句号。姐姐很会写作文。我读过她的一篇《夏夜》，至今记得开始的几句：“夏天好，夏天好；纺织娘，把歌唱；金铃子，把铃摇。”我上小学时，有一次作文，居然把姐姐的《夏夜》，全部照抄上交，得到老师的好评。下一次作文，没有姐姐的可抄，写得乱七八糟，老师批语：“作文如行舟，不进则退。”以后知道，二姐和四姐，也抄过姐姐的《夏夜》。

1944年夏季，我考上华西协和高级中学。我爱上写作，习作曾在成都的几个报刊上发表。同时，我好友陈先泽的四姐，介绍先泽和我参加了以中共地下党员贾唯英为核心的、以大学生为主体的“未名团契”；在贾唯英直接领导下，我与先泽等志同道合的中学生朋友，组织成立了破晓社，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这两年半，我积极学习《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与破晓社成员合办刊物，订阅《新华日报》，在学校代销《延安一月》一书，多次参加学生运动，1946年底，我被吸收为地下党员。1947年初，学校暗中把我开除学籍。我考上重庆的西南学院。同年二月，我没有告诉姐姐，突然去了重庆。

到重庆的当天下午，我乘小木船横渡长江，惊涛骇浪。第二天去看姐姐，我乘坐的公共汽车被军车撞翻，当场死了四人，我没受伤。姐姐听我讲述时，我看出她慈母般的心疼。

从我上中学起，四爸供给我的学费，由小幺叔转发。小幺叔知道西南学院是中国民主同盟办的，认为学院太“红”了，怕我出问题，不给我学费，要我先自修，暑期报考燕京大学或复旦大学。不能上西南学院，我打算去解放区，但因红岩村和《新华日报》驻地突然被宪兵包围，无法实现，只得搬到民国路文生社三楼“自修”。我是凭政治和作文的成绩考上西南学院的，数学很差，根本考不上燕京和复旦。“自修”期间，姐姐不放心，不时上楼来检查；而我却在学诗人田间，写一些充满激情的新诗。我为姐姐写了一首抒情诗，“像一朵白色花，你默默地开放在人间”，可惜只记得这两句，其余全忘了。

姐姐感到我这样的“自修”无济于事。她与我的朋友王竹（破晓社成员）联系，在王竹就读的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为我找了一个床位；又请她在重庆大学先修班读书的朋友丁秀涓，每周两次为我补习数学。有了这些安排，姐姐多少放心些。大约半月一次，我进城看姐姐。姐姐非常爱干净，不让我坐她的床，晚上让我在她床边睡地铺。姐姐和她的好友王淑蓉，常带我去吃小吃，我最喜欢吃熨斗糕。偶尔也带我去西餐馆，喝一碗奶油鸡茸汤，花钱不多。

六月一日凌晨，国民党宪兵在国统区实行大逮捕。我不是省立教育学院的学生，加以匆忙中把两本进步书籍扔到窗外，我被逮捕了。王竹马上进城通知姐姐。那一次全市逮捕了两百多人，社会各界对国民党施加压力，呼吁释放被捕人士。姐姐想了各种办法营救我，最后通过四爸的好友、教育家吴先忧，在第五天中午，把我保释出来。吴伯伯对我说：“你赶快去见你姐姐，她为你急死了！”

我让姐姐操了多少心呵！

五

我被释放后不久，临近高考。当时误传是在成都考试。姐姐为我和王竹，买到两张回成都的飞机票，她和丁秀涓一起，把我和王竹送到重庆珊瑚坝飞机场。我和王竹都是第一次乘飞机，十分新奇，可能在上飞机前，没有特别向姐姐和秀涓告别。秀涓高考后回成都，说姐姐和她都对我们“没有回头看她们一眼”，有点“意见”。

高考地点其实是在重庆，王竹很快返回重庆。我先害痢疾，后生眼病，不能回重庆参加高考。姐姐为我失去高考的机会感到遗憾。我却无所谓，甚至有点庆幸：原本我就考不上这类知名大学。

这个暑假，破晓社成员陈先泽、詹大风、方信嘉和蔡尔雄等，都去了重庆。姐姐热情接待我的这些朋友；他们也喜欢她，都跟着我叫她姐姐。姐姐曾与他们合影留念。

经过大半年的接触，秀涓认为我有理想，会写作，头脑灵，又活泼，比较喜欢我。我则认为秀涓是大家闺秀，功课好，会办事，开始爱上她。当年12月，我眼病初愈，又去重庆。王竹因为参加过抗日的远征军，被四川大学录取。三所大学录取了秀涓，她因为我选择了重庆大学。姐姐请秀涓在重庆大学为我找床位，继续为我补习数学。1948年高考，我没被录取。这本在意料之中，但我觉得实在对不住爱我的姐姐。

国内形势不断变化，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我有了新的打算。我是地下党员，原来想上大学，是为了能有一个“阵地”。既然考不上知名大学，我也不想再考，得开展群众“工作”了。重庆地下党受到破坏，我的组织关系转不过来。当时，我借住在重庆大学校外的一间半破房子里，沿用在成都搞学生运动的老办法，我组织了“大家读书会”，秀涓是我的主要助手。有十几位大学生参加读书会，我们读《世界知识》和《观察》杂志，定期讨论时事，唱进步歌曲，在地图上标注解放战争的进展。这些活动引起了重庆大学校方的注意，训导长侯枫，以清理学校家具为由，亲自带领几个壮汉，对我的住地进行了搜查。幸好头一天晚上，我把所有的进步书籍，都藏到了竹篾片做的天花板上，没有被发现。我怕姐姐担心，不敢告诉她这些情况。我那时仍在写作，文章分别发表在《大公报》和《新民晚报》上，姐姐多次给我鼓励。一位大戏剧家有部电影《艳阳天》，我有些不同意见，写了一篇短文叫《论〈艳阳天〉》；姐说只能叫《谈〈艳阳天〉》，教我懂得谦逊。

1948夏，在征得四爸同意后，姐姐离开了文生社。她先在一个税务报关行，干了三个月；后到重庆黄山的一所慈善学校工作。我和秀涓去黄山看过姐姐，但交通不便，不可能经常去见她。

同年底，我在沙坪坝偶遇王宇光，他是我入党介绍人贾唯英的丈夫。王宇光在了解我这两年的情况后，委托一位化名老张的同志，为我接上了组织关系。老张本名洪德铭，是地下党成都市委最后一任书记，这是我在解放后才知道的。我被任命为地下党川康特委川西派遣组沙磁区工作组成员，主要负责重庆大学先修班和沙磁区中学的工作。秀涓被吸收入党，大家读书会部分成员加入地下社“民青”。1949年4月，“争温饱争生存”运动后，我和秀涓有所暴露，撤退回成都工作。

姐姐也在10月回到成都，后去简阳县教书。这段期间，姐姐对我有些冷淡，我误以为是因为我和秀涓结婚，她感到失落，这在母亲和长姐是可能发生的。以后得知，姐姐在税务报关行工作时，看见社会上许多阴暗面，对环境极为不满，急于和我沟通，她连着给我写了三封信，都没有收到回信，对我产生了误会。实际情况是，当时我们已经受到特务监视，我的来信多被特务扣下；特务还检查到一位要求进步的同学写给秀涓的信，秀涓为此受到了“警告”。这也是我们从重庆撤回成都的原因之一。姐姐不知道我根本没有收到她的信。

我对姐姐的爱，从来没有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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