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燕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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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先秦文学（第7页）

班固与窦宪本来就有世交之谊，他进入窦宪幕府后，两人关系日渐近密。永平四年（9年），窦宪回朝后，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迫自杀，班固也被免官。因为班固的门人得罪过洛阳令种兢，班固也被其罗织罪名，逮捕下狱，于同年死在狱中，终年61岁。

汉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止于汉武帝太初时期，太初以后的史实便阙而不录。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为其编写续篇。据《史通正义》记载，写过《史记》续篇的人就有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人，书名仍称《史记》。

班固的父亲班彪（年年）认为这些续篇多鄙俗失真，对这些续篇感到很不满意，遂“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为《史记》作《后传》（列传）六十五篇。班彪死后，年仅岁的班固，动手整理父亲的遗稿，决心继承父业，完成这部接续巨作。同时班固因“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究，欲就其业”。后由于窦宪事件的牵连，班固死于狱中，未完成部分为其妹班昭和同乡马续完成。《汉书叙传》中，班固曾述其撰书的主旨：“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班固编撰《汉书》有歌颂汉朝的功德之意。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

西汉一朝有价值的文章，《汉书》几乎搜罗殆尽。它既袭用《史记》的资料，又新增了不少史料，在收录人物的同时，多引述其政治经济策论，如《贾谊传》收入《治安策》《晁错传》收入《言兵事书》等。同时，也为史事拾遗补缺，如《萧何传》增补了“项羽负约，封沛公于巴蜀为汉王”的史事。此外，《汉书》记载大量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汉书》继承《史记》为少数民族专门立传的优良传统，运用新史料将《史记大宛传》扩充为《西域传》，叙述了西域几十个地区和邻国的基本情况。这些记载，均是研究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珍贵资料。

张衡（789年），字平子，南阳西鄂（河南南阳县南）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也是卓越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著有《二京赋》《南都赋》《温泉赋》《归田赋》《思玄赋》《四愁诗》等名篇。

张衡早年即善于为文。十六七岁，他便离家拜师访友。从他家向西北而行，过武关，经蓝田南山，到达长安。他拜访了三辅京兆右扶风和左冯翊。此后，东去新丰，参观骊山温泉，作《温泉赋》，这是他的少作之一。

由新丰再向东，过函谷关，张衡就到了京师洛阳。这时候的洛阳，早一辈的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已经不多见了。王充已年过七十，大将军窦宪幕府里几位著名的文人，随着窦宪的垮台，也都去世了。班固崔骃都于和帝永元四年（9年）逝世。傅毅还死在他们的前头。只有贾逵还健在。和帝永元六年（9年），崔骃的儿子崔瑗来到京师，跟贾逵学会文历数京房《易传》六日七分等学问，为太学里诸儒生所钦佩。张衡大概在这时候认识了崔瑗，并和他成为了最要好的朋友。

张衡兴趣广泛，自学了《五经》，贯通了六艺的道理，而且还好研究算学天文地理和机械制造等。但在青年时期，他的志趣大半还在文学诗歌辞赋散文。在洛阳，张衡渐渐地有了名气，朋友也多起来了，他结交了马融王符窦章等人。

当时洛阳和长安都是很繁华的城市，城里的王公贵族都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张衡对这些很看不惯，他写了两篇文学作品《西京赋》和《东京赋》（西京就是长安，东京就是洛阳），讽刺这种现象。据说他为了写这两篇作品，经过深思熟虑，反复修改，前后一共花了十年工夫，在结构谋篇方面完全模仿班固的《两都赋》。

《西京赋》假托凭虚公子对长安繁盛富丽的称颂，叙长安地势之利，建都之必然，然后逐次描绘宫室的辉煌官署宿卫的严整后宫的侈糜，离宫苑囿，华美壮丽。纵猎上林苑，水戏昆明池，无不纵情杀戮以为快事。其间又穿插商贾游侠角抵百戏嫔妃邀宠等方面的描写，展现出一幅繁荣富贵穷奢极欲的京都景象。作品中所铺叙的品物之盛，人们对待物质享乐的态度，都在极度夸张的描写中见出其荒谬的一面。《东京赋》表现安处先生对西京奢糜生活的否定。它对洛阳城市构筑宫殿建设的描绘，对朝会郊祀祭庙亲农大射田猎大傩等上层统治者的盛典礼会的陈述，都可以看到东汉君主崇尚懿德，修饬礼教，奢未及侈，俭而不陋的礼治成就。

《南都赋》在张衡的赋中并非代表之作，但由于这是以其家乡南阳为咏写对象的作品，里面不仅包含了他的乡土感情，同时也反映了作为光武帝龙兴之地的南阳在东汉时代的特殊地位，所以还是具有很高的文学与历史价值。

张衡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在辞赋诗歌和散文等方面都有优秀的业绩，表现出了独创性。辞赋是汉代文学的主要形式之一，张衡所作各体，大赋骚体赋咏物小赋抒情小赋，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继承和发展，对后世颇有影响。诗作不多，对五言诗的成长亦有贡献。散文则以上书言事的政论为主，而上书驳斥图谶的虚妄，则比“疾虚妄”的王充还彻底。

赵晔，生卒年不详，东汉学者，字长君，山阴（今绍兴）人，著有《诗细》《历神渊》和《吴越春秋》。

《吴越春秋》叙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的史实，属杂史一类的散文。它的前五卷，记叙吴国历史，主要内容是记叙伍子胥去楚奔吴和破楚报仇的史实。后五卷，记叙越国历史，主要写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奋图强以灭吴雪耻的故事，这个故事几乎众人皆知：

勾践元年（前9年）吴王阖闾兴师伐越，越王勾践战败，阖闾伤足而死，夫差继位。勾践三年（前9年），越伐吴，夫差败越于夫椒，越王勾践困守于会稽山。越国大夫文种向吴太宰求和，吴王夫差不听伍子胥之谏就同意了。

勾践在范蠡的参谋下，于公元前492年到吴国给夫差当奴仆，被关在石城，俯首称臣，三年后，夫差动了恻隐之心，准备放勾践回越国，大臣伍子胥坚决反对，说放勾践回去，就等于放虎归山，吴王夫差不听，将勾践放回。

回国后勾践委托范蠡建城作都，每晚睡在柴垛上，在房门口挂一个苦胆，每天都要舔一舔，卧薪尝胆，不听音乐，不近女色，念念不忘复仇。他对外继续讨好吴王，不断送礼，给吴王送去西施等美女和大量的木材，以麻痹吴王夫差。对内休养生息，富国强兵，鼓励增加人口，以增强国力，并和群臣一起谋划攻吴之计。

公元前8年，吴王向北进攻齐国，越王勾践听说了非常高兴，就拿贵重的珍宝贿赂太宰，鼓励吴攻齐。伍子胥知道后说，这是越国要毁掉吴国啊，就进谏吴王放弃攻齐，而攻打越国。

公元前7年，越王又攻打吴国，将吴王包围，吴王写信用箭射给文种范蠡：“吾闻：狡兔以死，良犬就烹；敌国如灭，谋臣必亡。今吴病矣，大夫何虑乎？”

越王灭吴后，范蠡看出越王可以共患难，不能同享乐，就劝文种离开。范蠡同西施乘一条小船离去，后游齐国，改称陶朱公，经商致富。文种不听范蠡的劝告，后来被越王杀害。

《吴越春秋》的内容不拘泥于历史，在故事铺叙和人物描写上，有不少夸张和虚构的地方，其中融入了民间传说，例如它所记伍子胥奔吴，途中遇渔父，以及伍子胥死后显灵等，都和后世的传奇小说相类似。

在人物性格的表现上，如伍子胥的忠直强谏，范蠡的深谋远虑，勾践的忍辱为国，都写的很好。其中以伍子胥这个人物写得最为成功，他是贯穿吴国兴亡的中心人物。前半部分写他奔吴，以客卿身分为吴王阖闾出谋献策，推荐贤士，终于攻破了楚国，报了杀父杀兄之仇，并使吴王称霸于诸侯，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后半部分写夫差继立，刚愎自用，伍子胥强谏不从，终于饮恨自杀，吴国也随之灭亡。这时，伍子胥是以托孤老臣身分出现的，出言激切，无所顾忌。

《吴越春秋》选材于史籍《国语》《左传》《史记》，却又不完全照抄，写出了不少生动曲折的故事，并且注意前因后果，首尾照应。这种写法实际上就是后世历史演义小说的手法，只不过还以历史面目出现而已。

《古诗十九首》，组诗名，最早见于《文选》，为南朝梁萧统从传世无名氏《诗品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录而成的，编者把这些作者已经无法考证的五言诗汇集起来，冠以此名，列在“杂诗”类之首，后世遂作为组诗看待。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政治混乱。下层文士漂泊蹉跎，游宦无门。《古诗十九首》就产生于这样的时代，表述着同类的境遇和感受，基本是游子思妇之辞。具体而言，夫妇朋友间的离愁别绪士人的彷徨失意和人生的无常之感，是《古诗十九首》基本的情感内容。

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几种情感和思绪，是“人同有之情”。因而，这些诗歌能够永久地感动人，千古常新。同时，它以艺术的方式，表现了各种社会境遇精神生活与人格气质，并由此透视出汉末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在揭露现实社会黑暗，抨击末世风俗的同时，也隐含了诗人对失去的道德原则的追恋。这种无可奈何的处境和心态，加深了诗人的信仰危机。事功不朽的希望破灭，诗人乃转而从一个新的层面上去开掘生命的价值。

《古诗十九首》习惯上以句首为标题，依次为：《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涉江采芙蓉》《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明月何皎皎》。

《古诗十九首》往往用事物来烘托，融情入景，寓景于情，二者密切结合，水乳交融天衣无缝。它长于抒情，却不径直言之，而是委曲婉转，反复低徊。许多诗篇都能巧妙地起兴发端，很少一开始就抒情明理。用以起兴发端的有典型事件，也有具体物象。它的作者绝大多数是漂泊在外的游子，他们身在他乡，心怀故土，情系家园，每个人都有无法消释的思乡情结。他们书写游子之歌，他们作下思妇之词，抒发游子的羁旅情怀和思妇闺愁就成了《古诗十九首》的基本内容。

《古诗十九首》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古人给予它很高的评价。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谈到包括《古诗十九首》在内的“古诗”时称：“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古代作家喜爱《古诗十九首》，并自觉地学习借鉴它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手法，甚至加以模拟，曹植陆机陶渊明鲍照等人都有这方面的作品传世。

《古诗十九首》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汉末文人对个体生存价值的关注，使他们与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立起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情感联系。过去与外在事功相关联的，诸如帝王诸侯的宗庙祭祀文治武功畋猎游乐乃至都城官室等，曾一度霸踞文学的题材领域。到了汉末就让位于与诗人的现实生活精神生活息息相关的进退出处友谊爱情物候节气等，文学的题材风格技巧，也因此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贾谊像

◆长沙贾谊故居的贾谊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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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职“博士”

“博士”这个官名源于战国时代的秦国。《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秦朝及汉朝初期，博士的职责主要是掌管图书，“通古今，以备顾问”。汉朝的博士是太常属官。汉武帝时设五经博士。博士多置弟子，初为50人。武帝之后，博士专掌经学传授，已与文帝景帝时的博士制度不同。唐朝，设国子四门等博士。明清两代亦有“国子博士”。

枚乘与《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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