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燕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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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先秦文学（第6页）

《七发》一文以观潮的描写最为精彩，宋玉《高唐赋》也有对于山洪爆发场面生动逼真的描写，二者的描写对象相似，而且都铺陈得非常充分。然而，枚乘成功地突破了宋玉所采用的客观的描写手法，而把潮水写成一支声势显赫的军阵。他从形貌动态气势声威各方面加以比较，多角度展现潮水与军阵之间近乎神似的相通之处。枚乘对潮水的描写发挥出丰富的想象力，人的主观精神贯注于自然，使自然的再现闪耀着生命的光辉，因而有一种激动人心的力量。

司马相如（约公元前79年前7年），原名司马长卿，小名犬子，因为仰慕战国时代的名相蔺相如才改名，四川蓬州（今南充蓬安）人，西汉文学家，汉赋的代表作家和奠基人。司马相如一生著作颇丰，据《史记》记载有9篇，但流传至今的为数不多。他的作品现存有《天子游猎赋》《哀二世赋》《长门赋》《大人赋》等。

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击剑，被汉景帝封为“武骑常侍”，但这并非其初衷，故借病辞官，投奔临邛县令王吉。临邛县有一富豪卓王孙，其女卓文君，容貌秀丽，素爱音乐又善于击鼓弹琴，而且很有文才，但不幸成望门新寡。

司马相如早就听说卓王孙有位才貌双全的女儿，他趁一次作客卓家的机会，借琴表达自己对卓文君的爱慕之情，他弹琴唱道：“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这种在今天看来也是直率大胆热烈的措辞，自然使得在帘后倾听的卓文君怦然心动，并且在与司马相如会面之后一见倾心，双双约定私奔。当夜，卓文君收拾细软走出家门，与早已等在门外的司马相如会合，从而完成了两人生命中最辉煌的事件。

卓文君也是一个奇女子，与司马相如回成都之后，面对家徒四壁的境地（这对爱情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大大方方地在临邛老家开酒肆，自己当垆卖酒，终于使得要面子的父亲承认了他们的爱情。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也历经000多年的传诵，成为了不朽的爱情篇章。

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辞赋上。他通过自己的辞赋创作实践和有关辞赋创作的论述，对辞赋创作的审美创作与表现过程进行了不少探索，看似只言片语，但与其具体赋作中所表露出的美学思想相结合，仍可看出他对赋的不少见解。他已经比较完整地提出了自己的辞赋创作主张。从现代美学的领域，对其辞赋美学思想进行阐释，无疑是有益的和必要的。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将司马相如和司马迁放在一起作专节介绍，并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

司马相如还是汉代很有成就的散文名家，在语言的运用和形式的发展等方面，司马相如对汉代散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散文流传至今的有《谕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疏》《封禅文》等。

2000多年来，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一直享有崇高的声望。两汉作家，绝大多数对他十分佩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整个《史记》中，专为文学家立的传只有两篇：一篇是《屈原贾生列传》，另一篇就是《司马相如列传》，仅此即可看出司马相如在太史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西汉初年的淮南王刘安（公元前79年前年），集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的称号于一身。汉高祖刘邦之孙厉王刘长之子，汉武帝刘彻的叔父。

淮南小国在刘安的统治下出现了相对繁荣的局面。刘安是当时皇室贵族中学术修养较为深厚的人，他广纳贤才多达数千人，其中突出的有苏非李尚田由雷被伍被晋昌毛周左吴8人，号称“八公”。刘安组织这批贤才们著书立说，共同撰写了《淮南子》。

建元元年（前0年）刘彻登基，时年仅岁。他一登基即重用主张加强王权的儒士出任将相。准备采纳文景时期大为失意的贾谊晁错一派的政治主张，即对内削弱诸侯加强中央，对外则抗御匈奴。

《淮南子》中有“主术训”一篇，专讲帝王之术，其所针对的，就是初登基的汉武帝刘彻。刘彻志在尊王攘夷，削诸藩，破匈奴，实施“大有为”之政。刘安则主张因循旧范，无为而治。由此引申为政策，也就是要坚持汉初旧制，从而保护刘氏诸王集团裂土称王的既得利益。而建元初年主导政治大势的，并不是已作了皇帝的年轻人汉武帝，而是素好黄老之道的太皇太后窦氏以及诸窦诸刘列王贵戚。窦氏于建元二年（前9年）临朝干政罢免刘彻所任命的儒学将相，否定刘彻加强王权削弱诸侯的政策方向。这实际是一场未动干戈的宫廷政变。

在这场政治争论中，甚至汉武帝的舅舅王太后之弟武安侯田蚡暗中也站到了刘安一边，还与刘安私下计议安排关于刘彻的后事问题。建元六年（前年）太皇太后病危，死前天上出现彗星。刘安认为这种天象预兆着“兵当大起”，天下将要大乱，于是“治军械，积金钱”，准备武装起事。随即太皇太后窦氏驾崩，刘彻主持了大政。

元光元年（前年）间，汉武帝召见名儒董仲舒。董氏向他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汉武帝决心由此而推行全面改革，新政的首要方针是改革国家意识形态，即“罢黜百家，首尊儒术”。

直到田蚡死后，元狩元年（前年）刘安积蓄已久的反谋终于被揭露，刘彻说：如果田氏仍在，当灭族矣！刘安亦被追究而自杀身亡。淮南国被废除，汉武帝在这里设立了九江郡，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淮南子》内容博杂，文字艰深，包括内篇卷，外篇卷，内篇论道，外篇杂说。然而这部涉及范围十分广泛的文化巨著，留传下来的只有《内书》篇，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淮南子》。

《淮南子》一书，融法儒精髓于一炉，内容涉及政治哲学历史经济天文地理军事民俗神话等等，堪称鸿篇巨制。其中有关农学医学等的知识极为丰富，如他首次完整地确立了农历二十四节气，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该书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学说，融会贯通而成，是战国至汉初黄老之学理论体系的代表作。《淮南子》语言如行云流水，文章富于变化，旁涉奇物异类鬼神灵怪，保存了很多神话传说，如开天辟地共工怒触不周山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等，颇有趣味。

我国许多传统神话故事，因《淮南子》得以流传，《淮南子》也因此成了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的宝典。我们从中看到了古老的中华文明的智慧和力量，也看到了中华民族历经上下五千年依然魅力不减的勃勃生机。

司马迁（约公元前年前87年），字子长，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夏阳（今陕西韩城）人，著有《史记》《报任安书》《悲士不遇赋》等。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汉武帝时期任太史令，是一位具有多方面修养的学者，司马迁受他的影响较深。

司马迁从0岁开始，就广泛到各地游历，为写《史记》做准备，进行实地考察。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元封三年（前08年），继父职任太史令，负责掌管国家图书典籍天文历算和文书档案，得观国家藏书，为治史提供了众多的资料。

编写一部史书是司马谈的愿望，他死前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后来由于为李陵辩解，获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充，发愤著书，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后称《史记》。

司马迁家族世为史官，虽富有才学，却没有政治地位。司马迁替李陵辩解而遭受宫刑之辱，让他感到世态的炎凉友道的味苦世俗的趋利忘义。这件事使他体味最深的是王法的苛薄君王的无情狱吏的残暴。李陵之祸对司马迁个人来说是一场悲剧，而对《史记》的创作却是一个动力和新的起点。

《史记》是对我国有史以来的历史文化进行的一次系统的整理和总结，它体大思深，俯仰古今，无所不包，可称为一部组织严密内容宏富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它既是优秀的历史著作，也是生动的文学作品。它在人物塑造情节和场面的安排以及语言的运用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风格雄浑奇伟，行文有感情，有气势，体现了西汉鼎盛时期的文风。《史记》不但是中国史传文学的集大成者，而且它的文章对于魏晋小说唐宋古文，甚至宋元戏曲，都有很大影响，成为中国文学重要的源头活水。它为后代的传记文学树立了光辉典范，成为后代散文家学习写作的圭臬。它直接影响了我国古代小说的形式和表现手法，也成为后代戏曲小说取材的渊薮。

扬雄（公元前年公元8年），一作“杨雄”，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县）人，学者辞赋家。

扬雄少时好学，“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后来经过同乡杨庄的推荐，受到成帝的召见，并拜为黄门侍郎，也就此进入了官僚“预科班”。

然而，在这个“预科班”里，他却几乎成了个毕不了业的“留级生”，除了做过十年中散大夫外，0年间未徙官！而皇帝召他的主要目的，也只不过是看中了他的文采，要他应命制作，就像徘优弄臣一样，讨个欢心罢了。好在他自己也没有做官的意思，只希望领一份稳定的工资，以解温饱问题。

于是，皇帝下令永不夺俸，让他终身享受政府津贴，还特许在国家档案馆（石室金柜）看书。正是有了这些条件，他才能够创作出可与司马相如比肩的汉赋，同时模拟《易经》作出《太玄》，模拟《论语》作出《法言》等，以及编写出了语言学著作《方言》（研究西汉语言的重要资料），成为既是文学家思想家又是语言学家的一代大儒。

扬雄为人清高，不事俗品：“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是一个好学深思，同时又有高尚修养的儒者。而这些，都得益于他的老师严君平。严君平博学德高，隐于市井，“专精《大易》，沉于《老》《庄》”，是一位民间的道学高人。

除了老师之外，扬雄还有一门远亲林间翁孺，通明训诂，尤晓异代方言，扬雄师从他学文字语言之学，为后来成为一名有成就的文字学家，奠定了基础。

扬雄和司马相如是同乡，并深深仰慕他，连作赋的文风也是从他那里摹仿来的，他说：“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司马相如是潇洒的，官做得不爽就回家，因为他老婆的娘家有钱，物质基础比较雄厚，精神追求自然就会成为生活的主要方面。而扬雄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一个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人，没有一份稳定而且丰厚的收入显然是潇洒不起来的。

扬雄早期以辞赋闻名，晚年对辞赋的看法却有所转变。他评论辞赋创作是欲讽反劝，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另外还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看法，把楚辞和汉赋的优劣得失区别开来。扬雄关于赋的评论，对赋的发展和后世对赋的评价有一定影响。

《甘泉》《羽猎》诸赋，是扬雄模仿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而写的，其内容为铺写天子祭祀之隆苑囿之大田猎之盛，结尾兼寓讽谏之意。其用辞构思，亦华丽壮阔，与司马相如赋相类，所以后世有“扬马”之称。扬雄赋写得比较有特点的是他自述情怀的几篇作品，如《解嘲》《逐贫赋》和《酒箴》等。《解嘲》写他不愿趋炎附势去作官，而自甘淡泊来写他的《太玄》。

扬雄在散文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如《谏不受单于朝书》便是一篇优秀的政论文，笔力劲练，语言朴茂，气势流畅，说理透辟。他的《法言》刻意模仿《论语》，在文学技巧上继承了先秦诸子的一些优点，语约义丰，对唐代古文家发生过积极影响，如韩愈“所敬者，司马迁扬雄”。此外，他是“连珠体”的创立人，自他之后，继作者甚多。

班固（约9年），东汉史学家文学家。他从小就很聪明，文采出众。9岁能诵读诗赋，岁时得到当时学者王充的赏识，建武二十三年（7年）前后入洛阳太学，博览群书，穷究九流百家之言。

明帝时，班固曾任兰台令史。章帝时，班固职位很低，先任郎官。自班固迁为郎官后，更加得到皇帝的重视，多次被章帝召入宫廷侍读。章帝出巡，班固常随侍左右，奉献他创作的赋颂。朝廷大事，班固也常奉命发表意见，与公卿大臣辩论。他先后参加对西域和匈奴政策的论议，成为章帝的侍从和顾问。

章帝建初三年（78年），班固升为玄武司马。和帝永元元年（89年），大将军窦宪远征匈奴，班固被任命为中护军随行，参与谋议，主持笔墨之事。窦宪大败北单于，登上燕然山（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杭爱山），由班固撰写了著名的燕然山铭文，刻石记功而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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