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燕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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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程图道路与旅宿（第2页）

弘治年间，朝鲜人崔溥等漂至中国浙江牛头外洋，在台州府临海县狮子寨登岸后，由陆路至杭州。自杭州沿南运河至镇江，自镇江渡长江至扬州，再沿北运河直往北京。最后，由北京经陆路至辽东九连城，渡鸭绿江返回朝鲜。行程8800多里。沿途所经山川、湖堰、驿站、铺栈、村镇、里屯、桥洞、亭台、楼阁、庙宇、门坊以及里程与设施，无不录载，这对于我们今人了解明代中期以后的诸如关隘要冲、各地驿馆、水陆等交通状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以驿站为中心的驿路，自古以来就是国家的主要交通线。崔溥一行在中国逗留了136天，由南至北，全是沿着驿站行止食宿。从他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明代中期以后部分驿路的交通状况。据崔溥实地考察，自临海县狮子寨至桃渚所160里间，以及自桃渚所至宁海县400余里间，都是沿海僻地，并无驿馆，当然走的也不是驿路。自宁海县越溪巡检司始有铺，并自该县始见驿站，即白峤驿。自白峤驿过西店、连山、四明、车厩、姚江、曹娥、东关、蓬莱、钱清、西关等驿至杭州武林驿，自桃渚所至1500余里。又自武林驿过吴山（此间为水路中之陆路）、长安、皂林、西水、平望、松陵、姑苏、锡山、毗陵、云阳等驿至镇江府京口驿，自杭州至此1000余里。自京口驿过扬子江（长江）至扬州府广陵驿。自此以后，路分水陆通达北京，崔溥等仍走水路，也就是沿运河北上。所过之处，依次为：邵伯、孟城、界首、安平、淮阴、清口、桃源、古城、钟吾、直河、下邳、新安、房村、彭城、夹沟、泗亭、沙河、鲁桥、南城、开河、安山、荆门、崇武、清阳、清源、渡口、甲马营、梁家庄、安德、良店、连窝、新桥、砖河、乾宁、流河、奉新、杨青、杨村、河西、和合等驿，抵达通州潞河水马驿，自扬州至此共3300余里。自水马驿直达北京会同馆，此间为40里陆路。又自会同馆过潞河水马驿走陆路，过夏店、公乐、渔阳、阳樊、永济、义丰、七家岭、滦河、芦峰口、榆关、迁安、高岭、沙河、东关、曹庄、连山、杏山、凌河、十三山、闾阳、广宁、盘山、高平、沙岭、牛家庄、海州、鞍山、辽阳等驿至辽东城，此间共1700余里。自辽东城过头官、连山关、通远堡、薛里、开州、汤山等驿站至鸭绿江，此间又300余里。

崔溥等由南至北行程8800余里，经过驿站百余个。据他观察，陆驿相距较近，一般为30里至40里，或50里至60里，水驿相距甚远，一般为60里至70里，或80里至90里，也有超过百里的。在明代，扬州府是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自此北上，路分水陆。崔溥等走的就是水路。自扬州至北京的陆路有32个驿馆，2500余里，比水路短800余里。又据崔溥说，“凡往来使命、贡献、商贾皆由水路，若或因旱干闸河水浅不能通船，或有火驰星报之事则由陆路”。

（二）江南的塘路、桥梁

在江南水乡，一向以舟楫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沿河的塘路相对比较发达。如从杭州到镇江，路七站，水皆平，古称“平江”。沿途官塘河岸拉纤的人甚至可以穿着鞋袜。

以苏州的吴江县为例，至唐穆宗时，刺史王仲舒才下令修筑塘路。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又开始修筑塘岸，往南直至嘉兴，达100多里。

明代的一位朝鲜人崔溥，以自己的亲眼所见，对明代南北交通道路的差异，如实作了下面的记载：

大江以南地多软石，陆则皆凿石铺路，或横截泻淖跨上山脊，如宁海、奉化县等处为多；水则皆炼石建虹门桥，筑堤捍江湖，如吴江县等处为多。淮河以北，一无石桥，或有造舟为浮桥，或有略设木桥者。陆路则沙尘涨天，自连山关以后，鸟道如线，荒草四合，蚊虻扑面，行者甚苦。

这种南北交通道路状况的对比，使后人对明代的交通有了更感性的认识。尤其是东北辽东一带的交通条件尚是很差，不过“鸟道如线”，但通过驿站、驿路的设置，基本已使山海关内外的交通连成一线。

至明代，在唐、宋两代塘路的基础上，江南的塘路更是形成一个网络体系。如从吴江县观澜铺至彻浦铺，共计10里，称为“官塘”；从平望镇向西行，到乌程县界的曹树铺，共计70里，称为“荻塘”；从平望镇向南行，到达秀水县界的王江泾，共计30里，称为“土塘”；从县城北门外三里桥，向北行至本府长洲县界的七里桥，称为“古塘”，说明此塘路从唐、宋时已经延续下来，至明仍在使用。这些江南的官塘之路，大多为青石铺成，当然也有土路，即上面所说的土塘。

苏州府属的常熟县，向四周辐射的塘路也相当完备，主要有以下八条：

州塘路：滨于漕河。从县城往南一直到齐门，无弯曲，设有七个铺舍。但路址卑隘，不便行旅。后由知县下令，将吴塔以北的塘路，改用石甃。

福山路：滨于河。自介福门往北走，直抵福山。无弯曲，中间有三座堠墩。从尚墅往北，路址更加高阜，有三四座小木桥架于路上。百姓可以昼夜行走，属于一条坦途。

梅李路：滨于河。自迎春门向东，直抵梅李。路无弯曲，路上有堠墩三座。从九里以北，路址显得卑隘，不便行旅。路上有桥五六座。

江阴路：滨于河。自秋报门向西，直抵江阴。路多弯曲，路址较高广，只是近城之处，不便于行旅。

冈身路：滨于盐铁塘。自县城向北，直抵太仓州。无弯曲，在渡口处，有小木桥。路全是沙壤，行者感到很方便。

王家路：滨于河。自迎春门向东南，直抵鲶鱼口。路卑隘，且弯曲，行路人必须问途。

白茆路：滨于河。自阜安门向东，直抵港口。路有高卑，无弯曲。

顶山路：自宣化门，直达龙祠。无弯曲，但路崎岖，不便行旅。路原先用砖甃，日久败敝。后里士袁宗学以义倡率，由一僧人重新修复砖路。

葡萄牙人伯来拉于16世纪时曾经到过中国，他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石桥作了如下报道：

这些城市和世界上任何城市一样有城墙。当你进入其中一个的时候，看见一座高大而雄伟的桥，我在葡萄牙或别的地方都未见过类似的。我听我的一个同伴说，他知道一座桥有四十个拱。这些桥修得那么大，原因是中国靠海的地方很平很低，在海水上涨时老是被淹没。桥的宽度和长度尽管很成比例，却修得很平坦，中间不比两头高，这样你可以从这头一直望到那头，两侧按罗马作品的样式雕刻得令人惊叹。

一座石桥，竟然有40个拱。可见其跨度之大，而且在石桥上，还有很多石雕作口口口。

在江南水乡，与塘路相配的就是桥。如吴江县建于明代洪武、正统年间的桥梁，分别有六子桥、永安桥、通济桥、黎泾桥。其中有些就是在塘路上，如黎泾桥，就设在土塘上。

而有些塘路则有小“彴”架其上。所谓彴，就是独木桥。塘路上有铺舍，有堠墩。所谓堠墩，就是烽堠，也称烟墩，附属于巡检司，属于军事防御的工事。

（三）城市街道

明代城市街道是由铺直接管辖的地理单位。在都城北京，有一条棋盘街。明人蒋一葵记道：“棋盘街府部对列，街之左右，天下士民工商，各一牒之，云集于斯，肩摩毂击，竟日喧嚣。此亦见国家丰豫之象。”棋盘街是北京最重要的街道，街道两旁遍布府部衙门。在府、县一级城市中，也有一条主要的街道，或称“府前街”，或称“县前街”，大体上位于府、县衙门之前。街道是公共道路设施，它两旁的院落、店铺则为私家住宅或买卖场所。

什么是街道？明朝人认为，“日中之市曰术，言街，从俗也”。

北京宛平人“呼经行往来之路曰街，曰道，或合呼曰街道。或以市廛为街，以村庄为道”。

从上可知，首先，街就是市，又称“术”，而街不过是俗称。其次，街又为经行往来之路，而街与道的区别，则不过是市廛与村庄之分。

街道的设置，大多以钟鼓楼为中心，向四方辐射，按四个方向依次设街。如中街、东街、南街、西街、北街、前街、后街。不仅城中有街，城门外的城郊也有街道。如葡萄牙人克路士在《中国志》一书中就说广州郊区，“一排排的房屋跟城内的相似，街道也和城内一样修得好并且是直的，大部分铺设整齐，有的很宽大，也有牌楼，但不多。城内城外有的街道都同样在沿房的一侧或另一侧植树遮荫。郊区的街道在尽头处都有门，派有专人看守，他的职责是每晚锁门，玩忽职守要严惩。每条街都有一名警察和一所牢房”。

显然，城市郊区的管理，大体上与城内相同，值得引起重视。

城市街道的铺设，很多采用了石板，显得干净整洁。西班牙人拉达就说福州、泉州这两座城市中，“大路铺石板，还有建筑良好的石桥”。

在川北保宁、顺庆两座府城中，城内街道“咸石板甃地”。

城市的街道笔直划一，没有转弯抹角的形迹。主要街道都很宽阔，有的可容10人至15人并马而行，这还不包括两侧修盖好的带遮顶的人行道。据说，广州城内的大街比葡萄牙里斯本的新铁市街还要宽些。

南京的街道也很宽阔，“虽九轨可容”。

在南方的一些城市中，河流纵横，城市依河而建，河的两岸自然形成了街道。绍兴城的布局，“一街则有一河”。嘉兴、湖州也有相同景观。

福州城内，有很多水道，“像墨西哥城，船只装载必用物品由此进出”。福州城建在水上，“许多条河流经过它，河岸是倾斜的，很宽阔，作为城市的街道使用”。

葡萄牙人克路士说中国南部福建、广东的城市，差不多都建在河畔。这些城市在不太深和不太湍急的河流上筑有雄伟和精美的石桥作渡河之用。“这些桥形成城市的主要集市，那里售卖各种食物。”

街作为道路，用来供行人与车马行走。同时，街又是市场，街的两旁店铺鳞次栉比，摊位成群。明人顾起元如此说南京：“盖国初建立街巷，百工货物买卖各有区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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