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燕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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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孝为先（第1页）

《礼记·昏义》：“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大戴礼记·本命》：“冠、婚、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此之谓九礼也。”丧礼，即丧事的礼仪、礼制，为显示“贵贱有仪，上下有等”的区别，丧礼大致有如下规范：对死者称呼不同，如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等；丧服分斩衰（cui）、齐（zi）衰、大功、小功和缌（si）麻（五服）；居丧三年（实为二十七个月）至三个月不等；殡葬规格不同。

由于汉时有“人死为鬼，有知”的说法，再加上两汉以孝治国，时人对丧礼极为重视，丧主（一般为死者嫡长子）在丧事上的表现往往会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陈蕃任安乐太守时，郡人赵宣葬父之后在墓道里服丧二十多年，名振州郡，直到陈蕃发现他五个子女皆是居丧期间所生，才将其治罪。颍川陈（和谐）元方遭父丧，哭泣哀恸，形销骨立，其母可怜儿子，偷偷给他盖上锦被，结果被来吊祭的郭林宗看到，一番指责后拂袖而去，以致百余日没有宾客上门【1】。

另外汉时吊祭之风颇盛，吊者除丧主的亲族外，还有丧主和亡者的友人、宾客、门生、故吏，因此豪族右姓的丧礼往往吊者甚众，多达几万人，如袁绍与袁术丧母，归葬汝南，会者三万人。又如陈寔卒于家，海内赴者三万余人，制衰麻者以百数。其实这些吊者很多并非是为丧主致哀，而只是将其作为一种社交手段，或结交丧主及其他吊者，或借吊祭扬名罢了。

却说吴陵生前以侠闻，振穷救急，交友甚广，吴懿作为丧主自然讣（fu）告父亲生前诸友，孔伷、韩卓、卫兹、田盛等陈留名士也在其中，孔邑、戴邵与吴懿交好，自当前往致哀。韩卓去陈留吊唁，学馆不可无人主事，于是韩晔留在外黄，韩卓带着孔邑、戴邵等人往陈留而去，孔惠因思念父母，也带着小韩颀随行。

韩卓一行人有老幼，又有女眷，行路较慢，三天后才到陈留，自是住在孔伷家中。第二天一早，韩卓、孔伷、孔邑、戴邵等人头戴白色绢巾，带着事先准备好的赙（fu）赠、祭品，往吴懿家中吊唁而去。

古时丧仪程序【2】极为复杂，有初终、复、殓、命赴、吊唁致襚（sui）、铭旌、沐浴、小殓、大殓、朝夕哭、迁柩、出殡、下葬等大约二十二项仪节。此时吴陵的丧仪大殓礼毕，称既殡，即完成了入棺仪式，停柩待葬。亡者亲属依亲疏远近着衰麻等五服，每日要朝夕哭、奠，直至下葬。

韩卓、孔伷等人到吴懿家时正赶上朝哭，在里门外就听到一阵哀嚎痛哭，里监门认得孔伷父子，又见其他几名吊者皆气度不凡，亲自迎入里中，又找人通知丧主吴懿。不一会，吴懿和族父吴匡亲至门外相迎，只见吴懿头戴绳缨丧冠（斩衰冠），身披生麻布片（斩衰裳），脚穿菅屦（jianju，草鞋），手持竹制苴（ju）杖，头、腰各围有首绖（die）、腰绖，吴匡则服缌麻，首绖、腰绖也细了很多。因为“斩衰三日不食”，既殡之后可“食粥，朝一溢（124升）米，莫（暮）一溢米”，而居住上要“居倚庐，寝苫（shan，草垫）枕块（土块）”，吴懿已是瘦得颧骨凸出、眼窝深陷，又因悲伤过度、昼夜恸哭而神情憔悴、嗓音嘶哑。孔邑看到好友从昔日雄赳赳的一个高大少年变成如今这副模样，眼眶立时湿润起来。

等韩卓、孔伷慰问过吴懿、吴匡，众人便来到布置在前堂的灵堂，只见灵堂正中停放着吴陵的棺柩，棺柩前面有个香案，香案上摆有牌位、供品和铜灯，两旁则设有香炉。香案前面的地上铺有席子，是为吊祭者所备，吴陵的亲族则身着丧服跪坐在席子两边。等到吴懿、吴匡重新坐下，韩卓、孔伷便依次上前开始了吊祭，孔邑、戴邵等人也跟着在后面跪坐下来。韩、孔二人的吊辞类似，都是“惊闻噩耗，痛断肝肠”，“悲哉子卿，惜哉子卿”等等，又各自回顾了和吴陵生前的交往，吊祭中自有仆从献上三牲（牛、羊、豕）等祭品，而吴陵的亲族则哭踊如仪。

此次并非孔邑首次参加吊祭，自是熟悉这套流程，韩卓、孔伷吊祭的时候，初时他尚能凝神静听，后来便失去了兴趣，向跪坐在旁的吴懿、吴班等人望去，只见吴懿跪坐在首排，一边听吊辞一边恸哭流涕，吴班则坐在后排，也是时时放声痛哭，孔邑见此心中恻然。这时，孔邑注意到吴懿身旁一个年约十一、二的女子，也是着斩衰丧服，脚穿菅屦、手持苴杖，围有首绖、腰绖。虽然女子正低头啜泣，只能看到其侧面，但仍可见其乌发如漆、肌肤胜雪，尤其是她握苴杖的纤纤玉指，颀长白皙，如春笋一般。

“古人诚不我欺，果然是‘手如柔荑（ti），肤如凝脂’【3】，却不知是否‘领如蝤蛴（qiuqi），齿如瓠（hu）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眇兮’？”孔邑不敢逾礼，看了一眼马上垂下了头，心里想到，“这似乎是吴懿之妹玉儿，不想几年未见变得如此美艳，看她悲伤的样子真是惹人怜惜。”

就在孔邑低着头胡思乱想之际，韩卓、孔伷二人吊祭已毕，复又对吴懿、吴匡、吴班等人慰问一番，然后告辞离去。离开之前，孔邑小心翼翼地看了玉儿一眼，正赶上她扭过脸来，只见她秀美绝伦的脸上两行清泪，真是梨花带雨，我见犹怜。

“确是‘领如蝤蛴’，‘螓首蛾眉’，今日方知光武皇帝的丽华之叹【4】阿。”孔邑仍是不敢多看，将怜香惜玉之心收起，和戴邵一起向吴懿、吴班告辞后便随韩卓、孔伷离开。

随后几天，陆续又有不少名士、豪侠来到陈留吊祭，有与韩卓、孔伷交好的便住在孔家，如卫兹、田盛。卫兹，字子许，陈留襄邑人，曾被郭林宗赞曰‘子许少欲’。田盛，字仲向，陈留浚仪人，有知人之明，又博学多才，善于言谈，亦为陈留名士。于是孔邑每日不是随韩卓、孔伷外出访友，就是在家招待访客，却是比在外黄更为忙碌。不过好处也很明显，在孔伷、韩卓的帮助之下，孔邑之筹算无双、“逸群之才”、“三士让金”等皆为众人所知，更因随韩卓习《易》进境神速而被田盛赞曰：“一日千里，命世之才。”而戴邵也因“三士让金”得了个“信义之士”之名，为诸豪侠所称道。只是自从那日吊祭之后，孔邑有时会莫名其妙的发呆，知子莫若母，孙氏很快注意到了儿子的异常，可是怎么问孔邑都不说，孔惠也问不出来，唯有与孔邑同处一室的戴邵问起，孔邑才苦笑道：“茂宗，‘仕宦当作执金吾’或许离你我尚远，可这‘娶妻当得阴丽华’吾今知矣……”

又过了些时日，来自外郡甚至外州的吊者也陆续赶来，其中最为知名者有出自汝南袁氏的袁绍，名满天下的南阳何颙（yong），“八厨”之一的东平张邈，还有代父前来的刘焉二子刘诞。

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人，因家世少为郎官，弱冠（年二十）除濮阳长，有清名，遭母丧，去官服丧，三年之后又追行父丧，前后居于冢庐六年（实为五十四个月）。后隐居雒阳，非海内知名之士，不与相见。又好游侠，与东平张孟卓、南阳何伯求、陈留吴子卿、南阳许子远、汝南伍德瑜等结为奔走之友，倾尽全力地对落难的党人名士加以救助。因袁绍是“八俊”之首、被誉为“天下模楷李元礼”的李膺之婿【5】，而汝南袁氏又四世居三公位、势倾天下，再加上其本人能折节下士，故袁绍已隐隐成为党人名士的新一代领袖，可谓海内人望、一时无两。

何颙，字伯求，南阳襄乡人，少游学雒阳，与郭林宗、贾伟杰交好，显名太学，陈蕃、李膺等深纳之。党锢起，何颙遭宦官陷害，只好变更姓名，亡匿汝南间，在荆、豫二州有声名。后与袁绍、张邈、吴陵、许攸等结为奔走之友，全力救助落难党人，或资钱财，以济其患，或设权计，使得逃隐，全免者甚众。

张邈，字孟卓，东平寿张人，少以侠闻，振穷救急，倾家无爱，士多归之，又与袁绍、何颙、吴陵等结为奔走之友，救助落难党人名士，为天下所重。

刘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少以宗室拜中郎，不久因师丧去官，于阳城山立馆授徒，后举贤良方正，辟司徒府，历洛阳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现为九卿之一的宗正。刘焉与吴陵有旧交，因自己脱不开身，特地派二子刘诞来陈留吊祭。

袁绍、何颙吊祭之后不久便一起离开了陈留，众多陈留士人得知消息后前往送行。孔邑、戴邵二人虽然只是在人群中望了一眼，但是毕竟此二人天下闻名，为“四海内士”，两人还是着实兴奋了很久。袁绍高大英俊，顾盼之间颇有威严，却又不见一点世家弟子之倨傲不逊，让人顿生好感；而何颙则黑面短须，身材瘦削，两眼炯炯有神。

张邈与众陈留士人为州里人，便多待了几日，期间韩卓、孔伷、卫兹、田盛等人纷纷上门拜访，孔邑、戴邵也跟着见到了这位大名鼎鼎的东平“豪侠”，与想象中的不同，张邈生得白面长须，温文尔雅，讲话也慢条斯理，完全看不出“以侠闻”的影子，不过当他得知孔邑、戴邵杀贼之事对二人的武勇却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刘诞却是四人中待的最久的，也不知是否因其父特别交代，他一直待到出殡、下葬之后才离开。虽然其父身份尊贵，但他毕竟属于晚辈，所以刘诞主动拜访了韩卓、孔伷等陈留名士，因其才学出众，又善言谈，颇得众人好评。孔伷又使孔邑结交刘诞，却是为孔邑将来的仕途考虑，可惜孔邑颇为执拗，对此事并不上心，和刘诞仅相识而已。

吴陵的丧事在出殡、下葬之后便结束了，外地的吊者纷纷离去，而吴懿则搬到了坟墓旁的冢庐里继续他长达二十七个月的服丧，因斩衰妇女不必“居倚庐”，吴懿之妹却没有一同搬到冢庐，而仍是住在家中。韩卓向孔伷告辞准备返回外黄，孔邑、戴邵、孔惠自然一同返回。离开之前，孔邑、戴邵又去看望了吴懿、吴班，戴邵晓得孔邑心里想问却开不了口，便替孔邑问了下吴班，原来吴懿之妹名叫吴苋，小名玉儿。另外，孔邑又忙里偷闲，将戴邵介绍给了宋敏、刘绩、田戎、孔勖等人，戴邵亦喜蹴鞠，众人以鞠会友，很快就熟悉起来，互相以小名称呼对方。

几天之后，孔邑回到外黄，又恢复了之前的生活状态——晨练导引术，上午习经，下午习武，而暮读群书。唯一不同的是少了吴懿、吴班二人。孔邑虽然此次被田盛称为“一日千里，命世之才”，但是袁绍、何颙这样的“四海内士”对他刺激很大，于是孔邑愈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文以卫臻、虞翻为友，武以戴邵、来异为师，每日习经练武，不敢懈怠。如此这般一直到腊月底，韩卓的“及门”弟子里离家近的纷纷告辞准备回家庆祝正旦，卫臻、戴邵均为襄邑人，便结伴而行，而虞翻因路途遥远，本打算留在外黄，可是挡不住孔邑的连番邀请，便跟着孔邑一起去了陈留。

正旦，即岁首、元旦，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春节。古时岁首一开始并不固定，夏朝以正月初一为岁首，商朝是十二月初一，周朝是十一月初一，秦朝则是十月初一，汉承秦制，初时仍岁首十月，直到武皇帝太初改历，重新以正月初一为岁首，这才固定下来，并延续至今。

汉时正旦已有后世春节的雏形，如苇茭桃梗（门神之前身）、守岁、爆竹、祭祖、族宴、拜年等。陈留孔氏族人不多，以孔伷的身份最为尊贵，故祭祖以孔伷为首，族宴亦设在孔伷家中。孔邑在族兄弟里，只跟孔勖（xu）相熟，却是因为孔勖也在孔伷门下习经，又常和孔邑一同蹴鞠打猎。于是孔邑、虞翻、孔勖三人便坐在一处，饮酒清谈，直至席散。虽然虞翻性子孤傲，但是孔勖擅算学，说话风趣，酒量也好，因此二人相处也还融洽。正旦日之后，便开始走亲访友，孔伷门下弟子宋敏、王兰等人纷纷前来向孔伷拜年，孔邑也去向舅父孙路、对自己有养育之恩的田戎父母拜年，并和刘绩、田戎等相聚一番。这样一直过了正月十五元宵节之后，孔邑、虞翻才返回外黄。

进入二月，一场大疫来势汹汹、席卷全国，一时之间人人自危，大家纷纷闭门不出，外黄县市也被关闭。好容易等到疫病结束，到了四月，又来了旱灾，虽然孔邑身边没人在二月大疫中亡故，可是大疫加旱灾，不知多少人将因此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说起疫病，时人称之为“伤寒”，症状主要表现为高烧、畏寒等，死亡率颇高。早在本朝元初六年（公元119年），在会稽郡就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疫病，随后又多次出现大疫，如孝桓皇帝延熹五年（公元162年）春三月，皇甫规讨伐羌乱时，就曾“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而自从今天子登基以来，已经在建宁四年（公元171年）、熹平二年（公元173年）、光和二年（公元179年）和今岁（公元182年）发生了四次大疫，惨状虽或许不及史实建安年间之“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声，或合门而亡，或举族而丧”，但称之为本朝头号天灾实不为过。正是因为疫病肆虐，穷苦人家又没钱就医，在一个自称“大贤良师”的冀州人的多年努力之下，能替信徒免费治病的“太平道”之名在神州大地上越传越广，信徒也越来越多。

光阴似箭，不觉已是一年多，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夏，一如去岁又是大旱，入冬之后，外黄天气变得异常寒冷，本来很多黔首百姓已被大疫、大旱逼为流民，现在再加上天寒地冻，很多人被活活冻死在道旁，县城外也聚集了大批流民。虽然外黄令派人搭建了些临时的草棚，又每隔几日发粮赈济一番，但是因粮食不足每日都有饿死之人，直到在韩卓、濮阳闿等名士带动之下，外黄大姓纷纷捐出钱粮、冬衣，情况才略微好转。

虞翻因今岁将行冠礼（满二十），已于去岁（公元182年）离开外黄返回会稽，而吴班因是为族父服丧，只有三个月丧期，去岁二月便回到外黄，回来后不想一个人住，便搬到孔邑住处，每日与孔邑、戴邵一起习经练武、蹴鞠打猎，三人同食同寝，两年下来，已是情同手足。虽然今岁大旱加寒冬，但吴班、孔邑家中巨富，戴邵亦为中人之家，故对三人影响不大。

十一月的一个下雪天，孔邑正在院中和戴邵、吴班练习刀法，突然从陈留送来一封紧急家信，信中孔伷只写了聊聊几个字：“母病重，速归。”孔邑在堂上看完信顿时心里一痛，眼眶湿润起来，同时又有些惊疑，毕竟正旦时母亲还身体无恙。在仔细询问了送信的骑奴之后，孔邑这才知道母亲孙氏在两个月前突然得了一种怪病，初时只是腹部鼓胀，以为是怀有身孕，后经医匠诊断，却并非喜脉，不久之后腹大如瓮，于是孔伷遍请兖州名医，皆束手无策，如今孙氏病情愈重，饮食日渐艰难，每日仅喝粥而已。

“两个月前已诊出，为何到今日方送信过来？”孔邑得知事情的过程后又悲又气，在堂上一边命人备马一边怒气冲冲地向骑奴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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