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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李部长（第2页）

三个月里，我们只到过简阳、绵竹、宜宾（含附近的纳溪、江安）三个地方，都是和当地兄弟剧团联合演出。主要演员、鼓师、琴师由我方担任，其余演员、乐员、舞美人员及服装道具均由对方承担，演出收入对半分成。各地上座很好，尤以宜宾一带为最，场场爆满，常常是带去的戏、新排的戏都已演尽，仍不能满足要求。因此，合作双方都较为满意。承包人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完成了预定目标，也创造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在简阳县委支持下，与简阳剧团联合排演了现代大幕戏《张玉良》（后改名《画魂》）。从9月11日双方第一次案头工作会算起，至9月24日止，完成了素排、合乐、响排、彩排的全过程，仅花了十四天时间。考虑到吃住费用，这当中还演了两个午场，四个夜场。这要放在省团，想都不敢想。

审查时间是预先定好了的。9月25日上午，李致、郝超、李累、文辛、邢秀田、严福昌、蔡文金等领导和专家驱车来到简阳。没有漂亮的布景、五彩的灯光、华丽的服装，只有演员认真的表演。约两个小时的演出落下了帷幕。在下午举行的座谈会上，李致部长说：“看完戏后，觉得基础好，可以公演。继续加工，争取在年底内搞成一个好戏。”领导的表态对我们是个很大的鼓舞，也算是给《画魂》的“出笼”画上了一个肯定的句号。

我明白，“继续加工”对我们来说，谈何容易。没有物力财力，只是空想。除非院部安排，可能么？

李致部长对《画魂》倒是一直念念不忘。多次带信给我，不要放弃此戏。1986年我到上海演出时，他又再次提及此戏，“放弃太可惜”。但我知道，它的命运似乎早就注定。既已如此，何必再做无用之功，自寻烦恼。

有人问我：“你们四个人三个月相处究竟如何？”

我回答：“相处不错。”我们都记住了李致部长那句话，无论逆境、顺境，都很团结。当然也有意见分歧的时候，但能开诚布公，最后达到统一。

他懂演员

演员喜欢和李致交往。谈话时，忘了上下级，不把他当部长，只当是师友。

1985年，我随剧院去西欧四国演出。不像1983年在北京，演出重，只能待在住地休息，哪里都不敢去。演折子戏《秋江》，不是每天都演的，《白蛇传》只第一场的观音菩萨几分钟，下来就无事了，相对任务轻些。我喜欢新鲜事物，兴趣广泛，这又是第一次出国，总想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偏偏管得很严。出街要三五人一组，须按规定在二十分钟内返回。街对面是商店，咫尺天涯，只能隔街相望。离回国的时间越来越近，不免有点忍不住了。有人悄悄溜出去，转一圈又溜回来。几个女同胞相邀一同出去转转，她们说，叫我一齐出去，有一个挡箭牌，我确实也想出去逛，就只好冒点险了。谁知刚走出不到五分钟，就有人追出来把我们叫回去了，大家垂头丧气回至房间。有人立即通知：“左清飞，李部长找你。”我知道有人“告密”，挨批是肯定的了。

刚走进门，未等部长开口，我抢先说话：“李部长，我晓得有人反映了。说老实话，我是想出去看看。你们做领导的，出国机会多，外出也比较方便。我们出来一趟不容易，学表演的就想多了解生活，想看看国外各个方面，扩大视野，增加知识。我这个人求知欲强，对什么都感兴趣，天天把我们关起，发的钱想买点小东西都没有时间。有演出时，自己都不愿出去，我们知道不能影响演出，也晓得你们领导怕出事，怕有人跑。说心里话，跑出去干什么？语言又不通，请我跑我都不得跑！”我一口气把窝在心里的话倒出来。就是挨批评，也得把话说完，以免憋在心里难受。我等着部长发落，他看了看我一个字没说，把手挥了两下，示意叫我可以走了。我愣了一下，转身出来了。

这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其实领导也有领导的难处，当时各类出国团体不时有人偷跑，特别是跑美国。团员跑了，团长是要“背书”的。1985年在欧洲演出的团体中，真还跑了一个。作为这次对外演出团团长的李致，身上的压力肯定不轻。他对我这次“违纪”的态度，我感受到“他懂演员”，他善解人意。事隔四年，剧院再次出访欧洲时，就像在国内，任何城市演出，都可以自由行动了。

若干年后，我偶问起他这件事：“你当时为什么没有处罚我呢？”他回答：“那是因为我了解你们。”他又说，“1985年那次去欧洲，有人还建议派人守门，我说：那又谁来看住守门的人呢？！”我不禁“啊”了一声。

“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

1989年初，一张红纸喜报贴在剧院灰旧的围墙上。人们的议论，变成了现实。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心里反复念着：“不公平、不公平啊，真有这样黑暗呀！”我心里直想跺脚，恨不得把地跺裂，跺碎。在金钱面前，哪里还有“艺不昧良”？梅花奖评委们曾是我敬仰的专家学者，就在这一刻，心中一直高高矗立的那座崇高的丰碑，轰然倒塌。

剧院开了锅，川剧界哗然。许多人为此鸣不平。

李致部长和张仲炎、朱丹枫（后均任宣传部副部长）等来到家里看望。胸中的积怨，喷薄而出，我忍不住恸哭起来。反复述说着“不公平！不公平！他们只看钱！”李部长说：“你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拿了奖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毛主席就说过，选上中央委员的不一定比没选上的水平高，没选上的不一定比选上的差。过去打仗，并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川剧很多艺术家都没有拿过奖。把这些看淡些，观众承认才是最重要的。”

好像为印证李致部长“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这句话，这年6月，中国唱片总公司在庆祝成立四十周年时，出了一本纪念刊。刊中收入了全国许多著名音乐家、歌唱家、戏曲和曲艺的表演艺术家及著名演员的照片，每个人都作了简介。因为“他们出版了唱片”，“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收入戏曲的，大多是“著名艺术家”，如梅兰芳、马连良、周信芳、常香玉、新凤霞、严凤英、王文娟等，也有“著名演员”梅葆玖、李世济、李维康、赵丽蓉等。京剧居多，地方戏较少，川剧只有三个：周企何、陈书舫和我。当我收到这本中英文和繁体字印刷的《中国唱片四十年》时，百感交集。

无独有偶，我收到一位日本观众的来信。信是北京“专场”演出三天后发出的。自“祝成功您在北京的公演”这封信开始，这位自称“日本左迷”的大学生，在两年多时间里，来了八封信，抒发他热爱川剧的情怀。还专程到成都，拜访剧院，与我相见。一个外囯人对中国传统艺术竟然如此痴迷，我的心情真是用语言难以表述！

2007年一天晚上十点过，李致部长与我通电话说：“我把你的电话弄丢了，四处找你，黄宗江老师到成都来了。我请他吃饭，他说想见你，他一直为你的梅花奖抱不平。可惜明天一早，他回北京，见不上了。”

事隔多年，未获梅花奖的真正原因才清楚了：当年一位有实权的评委，把别人的赞助费以自己的名义给了剧协，按照剧协当时的政策，合理合法地得到百分之三十的提成奖金，在当时，不是一笔小数。然后对其控制部门中的五六个评委下达指令：“只能投某某的票，不能投左清飞的票。”几年之后，这位评委变本加厉，搞起了“流动票箱”，再次制造“冤案”。以刘厚生为首的十位评委，上书中国文联和中宣部要求严查。调查结果，撤销了这位评委剧协书记处书记、梅花奖评委等一切职务。这就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宋丹丹拒绝领奖的第十届梅花奖发生的事情。要不是这次事件的暴露，发生在1989年初我的梅花奖问题也许永远是个谜。善良的刘厚生们也许永远都会认为“因为早场有少数评委没看戏”这个“偶然因素”造成的结果。二十年了，这个谜终于解开。谜虽然解开，它却给失奖者、获奖者、评奖者都带来了伤害。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梅花奖已毫不在意，只当是和我开了个玩笑。然而李致部长那些话，却始终难以忘怀。

川剧之幸

我请李致到农庄看看，一直未能约定。一天接他电话，要请我和另几位演员吃饭。领导请百姓吃饭，实属少有，好在部长已经是“员外”，不算官请。

九如村附近一饭店，不算豪华，却干净。部长向来守时，客人陆续到齐，到的都是熟人，许倩云、杜建华、古小琴、张宁佳、杨楠桦等。这天谈论的话题还是川剧，谈得很愉快。我们都领会到了李部长的意图：无论在做什么，都不要忘了川剧。分别时，我们相互留下电话，各自上车，挥手告别。我手握方向盘，正欲向前驶去，回头看见李部长还站在那里，他那满头白发格外显眼。不禁叹息：为了川剧，他真是用心良苦！

李致部长说：“目前，获梅花奖的人，除晓艇、刘芸等少数人例外，多数获奖者能演的戏很少，甚至就几个戏。演员断代，是一大危机。”

又隔了很久，再见到他时，他说，他现在什么都不是了，连文联主席也将改选。但接着说：“只有振兴川剧领导小组的顾问，我不会主动辞掉！”

望着眼前的李致，想起了以前的李亚群。

又一个李部长，川剧之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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