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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李致答黄光新问（第2页）

：事过十几年，现在已经证明许川、李致对《潘金莲》的宽容与支持是正确的。这个戏的重大影响已经超越戏曲领域，进入文学层次与文史范畴。近几年出版的供大、中、小学生使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教程》《中华当代文学新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新时期文学作品选读》《中国当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等史料中，尽管戏剧作品选得很少，但是，哪怕只选一个戏曲剧本，必定是《潘金莲》。此剧生命力很长，已被海内外文学史家列为新时期探索的代表作之一，载进当代中国文学史。应该说，这也是振兴川剧的一个特殊成果。

答：

李致另有一个特征：出身文学世家，受巴老影响，重视剧本，注重文学性。所以在我的剧作中，李致老大哥偏爱文学性很强的《夕照祁山》。恰恰这又是一出有所争议的剧本。他告诉我，初读《夕照祁山》夜不能寐，与老伴披衣传阅，吟诵起来，唤起他们年轻时候阅读曹禺诗剧的那种感觉。当然，这是偏爱而过誉了。不过，他虽然偏爱我，却并不偏废其他剧作者。许多作者都是他的好友。俗话说：众手浇花，李致是“手浇众花”。

问：

对，我也有同感。1990年，我同李远强合作的《好一朵芙蓉花》，请李致写“序”。当时，他正在省医院住院，病中看稿，一丝不苟，热情扶持。

答：

这同他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有关，养成了对作者认真负责的良好习惯。他还有一个藏书的爱好。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什么都不要，就是要书！他要书要到了“索取”的程度！贪财者索贿，爱书者索书！人各有志，禀性难移。我出版有二十几种不同版本的著作，被李致老大哥“索”去了十八种。最近，我出了两本新书：《魏明伦短文》和《图说名家格言·魏明伦卷》，他打了几次电话索取，又迫不及待，亲自爬上我家三楼，气喘吁吁，伸手要书。他爱书，我爱他！宝剑赠壮士，红粉赠佳人。酒对知己饮，诗向会人吟。我与李致老大哥是君子之交，平时淡如水，读书兴趣则浓如酒。我俩之间，不套用伯乐与千里马的比喻，更像高山流水抚琴与听琴的关系。

问：

说到这里，我联想起“文革”前川剧的好老板李宗林！

答：

啊，成都市市长李宗林！那是川剧界有口皆碑的好领导。

问：

如果把李宗林与李致同志作一比较，你认为“二李”是否相似？

答：

我认为“二李”有同有异。同在都是川剧的好园丁，异在分别处于反差很大的历史阶段。上世纪50年代是川剧的黄金时代，李宗林市长是锦上添花；80年代中期以后则是川剧的困难时期，非黄金时代，李致老大哥是雪中送炭，他受命于“危难”之际，难得他痴迷川剧，锲而不舍。二十年来，特别是他主管“振兴”工作的那一段时期，川剧所取得一些来之不易的成果，都程度不同地凝聚着他的心血。相对而言，锦上添花更易，雪中送炭太难。李宗林得天时、地利、人和三大条件，一帆风顺，捷报频传。此公的业绩显而易见，引人注目。但李致在逆境中烧冷灶，是川剧艺术的患难知己。他的业绩虽不及李宗林市长那样辉煌夺目，但他的苦衷却远远超过了李宗林。我们习惯于缅怀黄金时代的“富贵同人”，而忽视冷落时期的“送炭朋友”！

问：

我记得，你在《中国公主杜兰朵》的阐述中写过一句话。大意是：距离太近的好人，我们视而不见。

答：

是啊，最可贵的知音，往往就在身旁！

2002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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