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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的一桩公案最后的年月被停售前后（第2页）

怎么办？

会议开完之后，我到耀邦同志家向他申诉。我据理力争地说，您鼓励我们出好书。现在我们出了好书却不许发售。不许发售又没有正当理由。耀邦同志听了以后，沉思了一会儿，然后两手左右摆动。他见我不懂其意，说了一句：你们自己发嘛！

耀邦同志就是这样一位主持正义的党的领导人！

我用长途电话把在北京的过程向出版社党委报告。当我乘飞机回到成都双流机场时，社长崔之富、党委副书记聂运华到机场迎接我，以示出版社党委的团结和决心。

尽管耀邦表了态，因有中宣部的禁令，出版社仍不敢擅自发行。经出版社党委讨论，针对我们所知道对方的观点写信上诉。

以下是上诉信全文：

川社党［1980］第9号

耀邦、任重同志并中央书记处：

我社于4月26日上午，接到四川省委宣传部转中宣部4月25夜“立即停售”《最后的年月》一书的电话通知后，立即坚决执行了这个通知，并向省委宣传部作了执行情况的书面报告。当天，新华书店就停止了该书的发行。但是对停售这本书，我们是不同意的。现将有关意见陈述于后：

一、《最后的年月》一书，系我社继出版《在彭总身边》一书之后，应广大读者的强烈要求，约请该书整理者丁隆炎同志写的。它记录了彭德怀同志在世的最后八年（1966年12月至1974年11日）的一些生活片断，感人至深地表现了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纯朴的胸怀和崇高的品质。在短暂的发行期中，我们便得到了许多读者的反映。说明该书的社会效果是很好的。有的单位的党组织把此书作为学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的补充读物。不少读过这本书的老同志极受感动，有的认为读一遍“就好像上了一堂党课”。中央党校有一位老同志接到此书后，许多人闻讯赶来，排队借阅，一天就传阅了六位同志。有的青年同志反映，由于“四人帮”的破坏，“从小立下的入党志愿产生动摇，现在从彭老总身上看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品质，深深感到我们革命的老一辈好得很，我们的党好得很，做一个共产党员光荣得很，决心争取早日成为共产党员。”一些团员和青年反映：过去思想上分不清林彪、“四人帮”和我们党的界限，分不清他们那套极左货色和毛泽东思想的界限，分不清党内不正之风和光荣传统的界限，读了《最后的年月》，这些糊涂思想都被彭总的一言一行澄清了，迄今为止，我们接触到的读者，都认为《最后的年月》，是继《在彭总身边》的又一本很好的书。

二、直到现在，我们还不完全明白停售《最后的年月》一书的原因，仅了解到主要是彭总夫人浦安修和彭总大事记写作组的某几位同志，对该书提出了一些意见。一是说，内容中有损害浦安修同志的地方。事实上，作者对浦安修同志一直是抱着尊重的态度的。例如，本书第31页写浦安修同志说过“我不理解他（指彭总），我们合不来。但我从来没有发现过他有一点反党的言行”。这就反映了浦安修同志在大是大非面前界限是清楚的。很多看过此书的同志，也认为这是对浦安修同志的赞扬。

二是说，本书有些地方不符合事实，或是“造谣”。我们同作者在一起查对了他的材料来源，就目前所提出的问题来看，事实并无重大出入。如说：彭总逝世前并无遗嘱，而书中却错误地列出一个叫作《遗嘱》的篇目。据了解，彭总生前的确没有正式立过遗嘱，文内也只说发现过一份《彭德怀临终前的谈话记录稿》（第48页）。一般来说，将死者逝世前说过的一些重要的话称作“遗嘱”是完全可以的。斯大林在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毛泽东同志就曾经说过这个发言是斯大林同志给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留下的遗嘱。至于说“篡改”了彭总临终前的谈话，我们不知道具体指什么，据作者查对，他仅删去彭总谈话稿的几个地方，主要是彭总当时肯定文化大革命和否定刘少奇同志的一两句话。我们认为这种删节是符合当前中央的精神的。又如，还指责说批准彭总进三〇一医院是张才千同志，而书上说成是周总理和叶帅，这样歪曲事实，必将引起严重后果！其实，书中第38页提到的“一位部队领导送呈一份报告书”的“部队领导”就是指张才千同志。作者从“彭德怀专案组”的记录上曾查到：“此报告经周总理和叶剑英同志签署同意。”不但有根有据，而且歌颂了周总理和叶帅，有什么不好？作者如果不这样写，那倒真的成了对事实的歪曲。再如，还指责说作者把彭总给他侄儿、侄女的谈话，都写了给梅魁（彭总最大的侄女）一个人的谈话。这只要翻一翻该书第46～47页就清楚了，上面明明写着：“在这以前和以后，梅魁的弟妹们也多次来过医院探亲，伯伯对他们说过许多话。”紧接着便引了六段彭总对他的侄儿、侄女们的谈话。再如，书中写浦安修同志在太行山时，有一次要求彭总派人送她的事（第30页），说是无中生有。这个材料来源于太原市退休老干部刘志兰同志，她是左权同志的夫人。据称，当年左权同志夫妇与彭总夫妇住地相邻，亲如一家，很多生活片断她至今记忆犹新。再如说，浦安修同志在北师大斗批彭总的大会上并未说过话，而认为作者写她在大会上讲过“我从来没有发现过他（指彭总）有过一点反党的言行”等话是蓄意捏造。据了解，浦安修同志在这次大会上，确实没有讲过话，但这样意思的话，她也确实向一些人（包括作者在内）讲过多次。在文学性的回忆录里，只要不违背本质的真实，在时间甚至情节上作些调整，是完全许可的。可以看出，以上指责，都欠妥当。退一步说，即使本书在某些细节上真有失实之处，我们欢迎提出，而且再版时应该修改。但绝不能因此否定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更不能成为停售的原因。

三、关于指责作者思想品质不好，沽名钓誉，违反组织纪律的问题，事关人的政治生命，我们特到作者所在单位（四川省军区政治部）作了了解。去年丁隆炎同志被军委办公厅借调去彭总大事记写作组帮助工作，半年期满返回原部时，写作组曾书面规定丁隆炎同志不准用他在写作组接触的材料写作除《彭总青少年时代》以外的文章。可是，军委办公厅未予以认可。而《最后的年月》的写作，则是作者在我社编辑部多次动员后才接受了写作任务的，同时也向四川省军区政治部领导作了报告，省军区有关领导表示完全支持。我们认为，这不存在违背组织纪律的问题；即便在这方面有何缺点、错误，主要责任也在出版社，我们愿意承担责任并作自我批评。至于指责作者沽名钓誉，我们觉得很不公道。丁隆炎同志早在党中央为彭总平反的一年之前，便冒着风险记录了彭总的警卫参谋景希珍同志关于彭总的回忆，并开始同我社编辑部接触，初步提出了整理这部回忆录的设想，这足见他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都是很高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沽什么名？钓什么誉？《在彭总身边》出版后，四川省军区非常重视，政治部给丁隆炎同志记了二等功，提前晋级。省军区这种是非分明、赏罚分明的态度，我们感到是完全正确的。

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的年月》一书出版后，初步反映的社会效果是好的。如果没有重大的政治错误，轻易地将其停售，就会产生相反的社会效果，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疑问和顾虑。就我们所知，浦安修同志对《在彭总身边》一书，也曾如对《最后的年月》一样，要求停售和销毁；在耀邦同志肯定以后，浦安修同志才改变了态度。现在事实已经证明，《在彭总身边》一书，社会反映很好，而浦安修同志的阻挠是不正确的。这一次，浦安修同志仍如以往，一会儿提出《最后的年月》一书损害了她的形象；一会儿又强调事实有所不符；一会儿又指责作者思想品质不好。诸如此类，既要停书，又要批人。对于出版记述彭老总的这两本书，浦安修同志一次再次地进行阻挠，毫无支持同情的表示，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这是一个共产党人应该采取的态度吗？这种做法，难道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正确路线相吻合吗？这难道与小平同志、耀邦同志关于文学艺术工作的历次讲话的精神相符合吗？因此，我们建议恢复《最后的年月》一书和它的作者丁隆炎同志的名誉；尽快批准该书继续发行，同时在普遍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再版，使这本书更好地发挥它鼓舞群众，教育青年的重要作用。

以上意见，我们曾委托我社总编辑李致同志趁最近去北京参加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机会，向中宣部和耀邦、任重同志反映。他所写的书面报告，我们党委看后也是完全同意的。

急切地等候你们的关注并指正。

此致

敬礼

中共四川人民出版社党委

1980年5月15日

此信发出后，没得任何回音。一年后，省委宣传部传达中宣部通知，《最后的年月》一书可以内部发行。当时，内部发行的书不能公开摆在书店出售，能买内部发行的书还得有规定的级别，能卖出多少？这样一本好书大部分化浆，并造成相当大的经济损失。实在可借，令人心痛！当时出版社与上海《收获》杂志相约，《最后的年月》一旦出书，《收获》即全文发表。该书被停售后，《收获》也不能刊登了。巴金老人时任《收获》主编，一直关心该书的命运。

到明年就事隔三十年，我找到这两封信，现把它公开出来。它说明什么，读者自可判明。

作为尾声：

作家丁隆炎没受到任何处分，以后还晋了级。

事过不久，耀邦同志有批示，要有关领导同志的夫人不干预传记写作组的工作。

2009年立冬

附记

此文先后在《四川文艺》《当代史资料》和《读者报》上发表。《四川文学》2013年第四期，以“特别推荐”栏目刊出，该刊名誉主编马识途眉批：“读完此稿，感慨不已。往事历历在目，至今犹觉悚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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