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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加全国书展总结会上的讲话（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在参加全国书展总结会上的讲话

这次川版书参加全国书展，取得成功。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许多作家和学者、首都新闻界，都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和鼓励。

这次书展，我们的宣传工作是做得好的，这对我们参加书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能拿出以二十二套丛书为主的一千五百多种书参加展出。所以新闻界说川版书具有“名牌多，成系列，有重点”的特色。《人民日报》（海外版）说“天府之国成为出版大家”。

这一千五百多种书，绝不仅是这一两年的成绩，而是粉碎“四人帮”后近十年来所出的书的大检阅。我们历来不赞成把成绩单算在出版社头上，这是出版系统（编、印、发、物）全体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不能忘记老同志的功劳。刚才袁明阮同志特别提到已去世的崔之富、田伯萍、任善才同志，表达了大家共同的心情。我还要说，以明阮同志为首的老出版局党组的成员、老人民社党委的成员，以及出版、印刷、发行部门许多已离、退休和退居二线的同志，都为川版书的发展做出过贡献。我们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次新闻界重点介绍了一些出版社，其中包括四川。全国出版界是有竞争的，你追我赶，相当激烈。这是好事，有利于出版事业的发展。我们应该努力工作，要争取使川版书成为全国第一流的图书。但不要随意说哪一个出版社的书居第一或第二，也不要为人家一两句评论就高兴得不得了，或者情绪又“一落千丈”。因为全国的出版界并没有评比条件，也没有评选委员会，我们也不可能了解全国所有出版社的情况。我一直主张，对兄弟出版社的优点，要好好学习，对我们的长处，决不要自满。有关这方面的言谈，要鼓劲，不要泄气。

川版书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主要是贯彻了党的出版方针。无数事实告诉我们，正确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是贯彻出版方针的一个关键问题。小平同志去年提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这是我们工作的指导方针，也是有关两个效益的准确提法。早在1979年，著名诗人冯至曾称赞四川出版社“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我们也表示“要当出版家，不当出版商”。有时也说“要当社会主义出版家，不当资本主义出版商”。我认为，这两个说法的意思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出版工作有“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针。过去、现在对这个提法，有不同意见，我看可以讨论。我只是不赞成把它当作所谓极左的东西来批判。我们可以不放弃这个形象的说法，但准确的说法还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过去我们说“要讲经济核算，但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也是符合这个精神的。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要看到我们的薄弱环节和缺点。刚才同志们说了，例如，有些好选题没有抓住。有些书质量不高，作者工作时紧时松，出书周期长，书籍装帧有所下降，纸张质量差，等等。我们参加书展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找差距，迎头赶上。各单位要认真组织参加书展的同志，联系工作实际进行讨论，还可以写成短文，刊在社内办的《交流》上。对外界的赞扬，也要冷静分析，也有不合实际的。有家报纸称赞四川、湖南，其中说到“他们的另一个突出的长处是出书快，二十万字一本书平均仅用一百天即可出版，居全国之首”。我看，说湖南可以，四川受之有愧。

全国第一次图书展览，对川版书画了一个句号。这是检阅近十年来出的图书。如何面对第二次全国书展呢？这要靠我们从现在做起，不断拿出高质量的图书来。不仅要保持“名牌多，成系列，有重点”的优势，而且还要发展。崔之富同志过去主张每年都要有“新套套”（这当然不是把已有成效的系列书丢掉），这是对的，不要把它当成错误主张来批判。迎接第二次全国图书检阅，使我们面临一个新的起点。这一个新形势，如果认识不到，靠过去的成绩吃饭，一定会落后。袁明阮同志提议从总结二十二套丛书入手，肯定成绩，找出问题，以便拟定新的规划。我完全赞成他的意见。

四川人民出版社安庆国刚才讲，过去我们有两个突破，第一个突破是“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第二个突破是实现专业化，分社。他问，第三个突破是什么？大家期待着有新的奋斗目标。我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但的确要有新的奋斗目标。过去，明阮同志和老出版局党组提出，要把四川建设成全国的重要出版基地之一。这是一个要求很高的奋斗目标。我们可以讨论，要达到这个目标，要具备哪些条件，如何才能实现这些条件。这能否成为第三个“突破”，大家都可以议论，这不是今天要决定的问题。荣贵同志提出，今年要把编、印、发及分社后出现的矛盾理顺，改革要配套。分社固然是必要的，但分了以后，还要强调联合。只有联合起来，许多工作才能更好开展，川版书才会有较强的竞争能力。我们要按荣贵同志的意见办，同时考虑“七五”规划总的目标。

总社和各出版单位都要真正做到以多出好书（包括印制、发行）为工作重心，要把大家的主要精力集中到出好书上。年初，开了选题工作座谈会，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再一次强调端正业务指导思想，提高图书质量。最近，总社几个社长研究，为加强抓好出书，决定每一季末召开一次会。各直属出版社把自己这一季度出的书展出来，让大家来看出了些什么书，质量如何，有没有重点，装帧设计，印制质量，出版周期，发行数量，图书宣传等等问题。出版、印刷、发行、物资几方面都参加，能解决的问题就当场解决，还可以起到互相观摩、促进的作用。此外，装帧设计、校对工作，也要专门开会，以加强这些方面的工作。

要发展我们的事业，必须要加强团结。过去，老出版局党组和老人民社党委的同志不仅有事业心，而且很团结。这是取得成绩的重要保证。现在，新老交替，人员变动大，分社和其他改革，必然有新的矛盾和某些失误，同志们关心这些事，有不同意见，是完全正常的。工作中有缺点，应该欢迎批评，关键是要从发展出版事业的大局出发。都要有团结的愿望，要造成一个宽松、和谐、互相谅解、支持的气氛。即使意见不一致也不要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错了就改。千万不要意气用事，说些伤感情的话，影响团结。

振奋精神是十分重要的。要有事业心，要有干劲。要加强信息工作。信息不灵，当然做不好工作。有了信息，还要有一股劲。不要互相埋怨，不要灰心失望，不要总嫌“时间迟了”，加紧干嘛。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干，没有晚的时候。这次书展的宣传工作，干得比较好，就是一个证明。领导班子的成员和各处室领导，要起表率作用。领导当然要抓大事，但有不少具体事都关系到全局，领导要过问。例如，图书的陈列，刊登广告，是大事还是小事？有的出版社，无论图书陈列或刊登广告，都看不出（或看不清）编辑意图，甚至得罪作者。人民社老党委有个好传统，关键时刻领导要在第一线，该管的要管，不要怕挨骂。

1986年5月22日

附川版图书出川记

◎牛泊

出版工作改革奏鸣曲

在首都中国革命博物馆大厅内，全国图书展览刚刚举行了开幕式，在陈列川版书的书架或出售川版书的柜台前，人们围得水泄不通，或争购“走向未来”丛书、“小图书馆”丛书，或对《张大千临橅敦煌壁画》画册爱不释手。一位白发苍苍的长者抚摸着“中医医学”丛书，称赞四川科技出版社为振兴中医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另一中年史学家望着浩瀚的《古今图书集成》惊呼：川版图书确实气派！在川版书的座谈会上，杨尚昆、邓力群、张爱萍等中央领导同志为之题词或发表谈话，称赞四川出版工作做得好，有特色。

川版图书能有今天的局面，靠的是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出版方针。

1976年前，地方出版社的方针是：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突出政治，围绕中心，配合运动，宣传典型，是出书的指导思想。1949年以来的十七年中，川版图书出书面越来越窄，四川作者的一些文艺、科技著作源源外流。197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得到了《周总理诗十七首》书稿，但地方出版社能不能出这本书，却引起大家的疑惑。当时，出版社领导当场拍板，决定出这本书。《周总理诗十七首》发行后，社会效果很好；接着他们又出版了《在彭总身边》……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实际工作中开始突破“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方针，在“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方面迈开了步伐。这在全国出版界掀起了波澜。湖南和东北一些地方出版社也同时把眼光投向全国范围，力争出版一些有思想、有学术价值和经济价值的书籍。

1986年4月，全国书展期间新闻界评川版书集报

四川人民出版社图书广告

1979年底，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湖南长沙举行。形势的发展对出版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于是出版系统要不要打破条块分割进行改革，要不要在竞争中提高出版质量，等等，一个又一个问题，提上了这次会议的议程。

在小组讨论会上，许多同志支持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出版方针，但争论很大，意见不统一。当会议进行到大会发言，最后一个发言代表是四川人民出版社负责人，当他念出发言题目《突破“三化”是形势发展需要》时，会场活跃起来。他说，形势的发展已经对出版工作提出挑战，我们要面对现实下力气解决粉碎“四人帮”后出现的“书荒”问题。他以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医和口腔医学书，以及出版“现代作家选集”等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为例，说明地方特点和面向全国二者的统一性，说明一切有价值的书籍都包含着地方性与全国性意义；不应该把发挥地方出版社的积极性带来的出版部门之间新的关系看作反常现象。他的发言赢得会场热烈的掌声。

推出一大批名作

“十年浩劫”使一批文学巨匠备受屈辱，他们的作品也毁于一旦。要不要让年轻人知道“五四”以来，曾使一代青年猛醒，砸碎封建牢笼迎接新时代的文学作品？要不要恢复茅盾、巴金、老舍、冰心、丁玲、沈从文等著名作家的形象？四川出版社回答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让“百人”选集丛书与读者见面。

1982年初，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领导专程到上海，敲开了巴金的大门，与其商议出版《巴金选集》事宜。随之以很快速度——仅九个月时间，出齐了拥有三百多万字的《巴金选集》十卷本（包括平装、精装），收入了《家》《春》《秋》《雾、雨、电》《海的梦》《春天里的秋天》《憩园》《第四病室》《寒夜》和三十二个短篇小说及散文创作二百一十八篇。创造了全国出版史上少有的出版速度。巴老不仅修改和校订了选集，并在其《后记》中说：“我严肃地进行了这次编辑工作，我把它当做我的后事之一，我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做好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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