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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最要紧的是讲真话做好人四川日报天府周末记者专访（第2页）

记者

在四川人民出版社担任总编辑时，您几年时间就把一个地方出版社推向了全国出版界前列。《周总理诗十七首》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在粉碎“四人帮”后，扔出的第一个大“石头”。当时为什么要推这本书？

李致

周总理最受老百姓爱戴，我们当时通过渠道得到周总理的诗，尽快出版了。当年四川（包括重庆）只有四川人民出版社一家出版社，粉碎“四人帮”后首先面临一个问题——书荒。全国人民要看书，怎么办？我们提出“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四川人民出版社提出来的。后来又连续出版了《现代作家选集》，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老舍等几十位名家的著作。

记者

那么多名家，您当时是如何得到他们同意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书的？

李致

有人说，四川人民出版社搞得火，就是因为我是巴金的侄儿，跑过去给别人行礼，然后叫一声伯伯或者叔叔，用一个网兜把别人的稿子拿走了。不是这样，我从没打着巴金的名字在外活动。只有找茅盾组稿的时候问巴金，能不能给茅盾写封信。巴金说：“这些得靠你自己去说。”

当时我能做的就是，先搞清楚作家的情况。比如，我向曹禺组稿时，他的剧本我可以成段成段背出来。我进门就说，我就是您的读者，我就开始背台词，什么周朴园的、周冲的，张乔治的。除了了解作家、作品之外，我还拿出我们已经做好的书给曹禺看。曹禺一看就问：“都是你们四川出版的啊？”见他满意了，我们才开始谈一些细节。曹禺问我，书什么时候能出来？当时出书周期很长，一本书可能一年甚至几年才能出版。我说，3个月就能出，其实心里是没底的。从曹禺家出来后，我给社长打电话问能不能3个月出出来。社长盘算了一下，说“能”。其他的书让路，3个月果然就出版了。曹禺很高兴，表扬我说：“李致同志你说话是算数的。”

记者

您在出版社工作时，向茅盾约稿，却一直存有遗憾？

李致

我20多岁开始喜欢读茅盾的书，尤其喜欢他的散文《白杨礼赞》，至今还能背其中一些句子，每当遇到困难时，我会用来鼓励自己。我第一次见到茅盾是1978年，是冲着出书去的。到了他家，先和他儿媳妇陈小曼商谈，提出出版《茅盾近作》。小曼把我引进沈老的书房，老人年近八旬，一听说我们准备出版老作家的“近作丛书”，他很高兴，但说他的作品不多。后来再三请求，他同意出版《茅盾近作》和《霜叶红似2月花》。这两本书出版后，沈老很满意，我趁机又提出出版《腐蚀》和《中篇小说选》，因为已经获得沈老信任，他很快同意。我们当即着手出版，先将书的封面设计和插图交给沈老审阅，原以为当年就可以把这两本书送到他手上，没想到书未出版却在广播中听到沈老逝世的消息。

记者

“做出版家，不做出版商，也不做出版官”，您把诗人冯至的话当作出版社的座右铭，当时引起很大争议，但您却一直坚持这种指导思想，为什么？

李致

有一次一批翻译家在成都开会，来出版社参观，著名诗人冯至也在其中。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对我说，“你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而是出版家。”出版是个整体，要约稿、选择责任编辑、校对、设计封面、印刷，然后上市。他所称赞的，不是我李致一个人，而是我们四川出版界，我们都很欣慰。

这个说法也有争议，因为市场经济之后，大家觉得出版商才是正确的定位，不是“商”，岂不是又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有人提出来既当出版商，又当出版家；也有人提出来先是出版商把钱挣了，然后再当出版家。

我觉得都是文字游戏。我们说不当出版商，就是说要把社会效益摆在第一位。我们不能说那本书赚不到钱，我们就不出版。图书进入市场有商品属性，还有文化属性。当时四川的出版社社会效益绝对是放在首位的，当然同时经济效益也很好。我们奉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该赚就赚，该赔就赔。

振兴川剧一声吼不是打酱油的，是来打气的

李致把自己比喻为川剧中的“吼班儿”，自谦中透着对川剧的真情关爱和呕心沥血。川剧人把他比喻为“李老板”，虽不能当演员，他却一直为川剧鼓与呼。

记者

您并不是一开始就喜欢川剧，之前是想当一名话剧演员？

李致

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著名的话剧演员云集在成渝两地，我几乎看了以中华剧艺社为代表的所有话剧演出。我是穷学生，买张最低价格的票，站在舞台旁看。不过，当年能背很多台词，比如曹禺的那些。我在学校时也演过话剧，非常想当演员。但1950年，地下党分配工作，组织上认为缺干部，要我去共青团工作。

要说川剧，我在上世纪40年代还没感觉。我住在东城根街，只要走过祠堂街锦屏大戏院，就能看见挂头牌的“陈书舫”三个大字。直到50年代初，看了《柳荫记》，从此爱上川剧。

记者

虽然没有当成演员，后来却和名家演过对手戏？

李致

我不会演川剧，不是票友，更谈不上“资深”。1991年，张爱萍将军偕夫人回成都，与川剧界人士欢聚一堂。我跟将军开玩笑说：“我和陈书舫本来要给您表演《花田写扇》，但你们几年不来，我连台词都忘了。”哪知将军一听，非要我们演出不可。《花田写扇》是大幕戏《花田错》的一折，是陈书舫的拿手戏。陈书舫扮小丫头春莺，我扮卖字画的落魄书生边吉。我不会唱，但台词记得，戏里相公主要是表演和道白，没有唱腔。我演得很认真，台词对答如流。演到一半陈书舫却笑了场，但我已经进入角色，只得稳起不笑，等书舫接着演下去。

记者

您在川剧人眼中，还是一位“易胆大”，敢于旗帜鲜明地支持跨越雷池的探索与创新。会不会太冒险了？

李致

当年的胆大是支持魏明伦的《潘金莲》，我们把戏调到成都演出时，有权威人士说，把这个荒诞的戏放到成都演出的做法本身就是荒诞的。可我当时觉得，这个事情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又不是格调低下，为什么不能演？为什么不能探索创新？现在，应该继续“胆大”——针对观众的流失，送戏上门，政府买单；针对招生困难，应该像师范学校那样不收学费，还要供伙食，学习好的给予奖金，毕业时帮助他们找工作。这几副猛药下去，川剧会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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