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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的安慰（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妻子的安慰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在共青团中央一个杂志社任总编辑，按“政策”规定为“当权派”。不仅很快被揪出来，而且在所谓“一月风暴”后被夺了权。

由于习惯于根据“最高指示”来考虑问题，最初我坚信这场“革命”是为了“反修防修”，但对“副统帅”说的“要革那些过去革过命的人的命”却半信半疑。不过，除了对爱人以外，我没敢在任何场合乱说。险恶的政治环境，可怕的人际关系，使我养成了这个习惯。

运动来势很猛。一贯受尊敬的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了，共青团中央的“三胡一王”（即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和王伟）也被揪出来了。“革命群众”忙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出各种“牛鬼蛇神”，抬着语录牌和大标语游行，相互之间打内战，……我这个小“当权派”暂时被搁置下来。当然，绝不会忘记要我交代问题，写思想汇报和劳动改造。

1968年4月下旬，风云突变。“三胡一王”和各种“牛鬼”被集中关押到机关南院（一年以后，伟大领袖明察秋毫，统称这类地方为“牛棚”，下令解散）。三天内，人员不断增多，我暗自一数，已有二十多个。我们杂志社的“革命群众”一直开会，似乎在争论什么。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反复分析自己是否也会被关进南院。

结论是被关进去的可能性大。我最初被揪出来，是怀疑我散布过攻击李井泉的言论。实际上我并没有说过。并不是对他没有看法，主要是我一贯“夹起尾巴做人”，从不乱讲。不久，李井泉也作为“西南最大的走资派”被打倒了，因此这条罪状不能成立。我到团中央工作的时间不久，杂志社多数人对我并不了解。但有那么一两个人，出于极端的个人目的，下决心打倒我。直到林彪自我爆炸以后，我才知道叶群等在篡党夺权之际还要“报私仇”。当然这是后话。

得要我爱人也有思想准备。

当晚吃饭前我没有谈，先让她安安静静吃顿饭吧。饭后，两个孩子出外玩去了，我爱人开始织毛衣。我坐在她身边的小木椅上，谈了我的分析。

她同意我的分析：被关进南院的可能性大。

我说：“你千万不要担心，我会承受住这个考验。第一，绝不会自杀，就是人家诬我自杀，你也不要相信；第二，不是我的问题，不管给我多大的压力或诱惑，绝不承认；第三，更不会为了自己去诬陷别人，不卖友求荣。”

“我相信，”她说，“应该这样。”

她一再叮嘱我要坚强，准备承受各种可能出现的局面。“我不担心你自杀，自杀不仅说不清问题，还会背上‘叛徒’的罪名。”她冷静地说，“不管最后是什么结论，我一辈子和你在一起。”她主张暂时不要告诉孩子，如果我被关押，她会给他们做工作。还要我放心，她会按月写信和寄生活费给我母亲。

望着她消瘦的身子，我说：“你要注意身体。不然，将来我的问题弄清了，你又病了……”其实，天知道我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能弄清楚。

两个孩子满头大汗跑回来，同时在争夺一个大气球玩。姐姐把气球举得很高，比姐姐小五岁的弟弟跳起来也够不上。

“不要抢，我们和爸爸一起玩儿。”

我一贯喜欢和儿女一起玩。只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没有这种心情了，何况现在面临这样复杂的局面。我本想找一个借口让他们再出去玩一会儿，但看见两双对父亲渴求的眼睛，我犹豫了。如果真被关押起来，什么时候才能和他们玩呢？一下想起秦朝李斯被斩首之前对他儿子说的话：“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我答应了孩子的要求。

“就玩气球。”在我指挥下，我们三人躺在大床上，用脚来抢气球。孩子们高兴极了，又闹又笑。我知道“黑帮”家里不能这样欢乐，多次提醒他们不要出声。我也玩得很舒心，一身是汗。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

深夜，躺在床上思绪万千。4月21日，这原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十九年前的今天，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长江，敲响蒋家王朝灭亡的钟声。同一天，作为地下党重庆沙磁学运工作组的成员，我们同成千上万的学生一起参加“争生存、争温饱”的大游行，吓得反动当局戒备森严。新中国成立了，人们勤勤恳恳地为建设社会主义工作了这么多年，我和许多人一样，真心诚意地崇拜伟大领袖毛主席，老老实实地愿做党的“驯服工具”，可是现在我却面临被关押的危险。难道这就是“革那些过去革过命的人的命”吗？

唯有妻子的安慰使我放心，给了我力量。

1996年深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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