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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就是鸡鸭就是鸭我三下农村的故事（第2页）

北方的冬天，风雪交加，刀割似地打在脸上。一次，我从公社回大队，沿着堤岸走，竟然被大风吹落到坡下。我戴着棉帽、穿着棉鞋；身上大棉袄、二棉裤，外加军大衣，在屋外却仍然冷得发抖。我这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做“寒风刺骨”。然而，我喜欢雪，广阔的田野，一望无边的白雪，覆盖了一切，在阳光下晶莹闪烁，那么干净，那么纯洁！

春节回北京过年，回锦县时我带了一个135相机，给不少社员照了全家福。1966年4月，团中央召开九届三中全会。我是团中央候补委员，回北京参加会议。我把36张照片冲洗出来，回公社后分送各家。很多人是第一次照相，感到格外新奇，一家人挤在一起，拿着照片，左看右看，久久不愿放下。小孩到处嚷嚷：李叔给我们家照相了。

“四清”结束前，大队召集全体社员开会。听完李淑铮的工作报告，人们还不想散去，一致鼓掌要我唱歌。我爱唱歌，喜欢即兴表演：一首歌唱一百遍，每遍都有新花样。推辞不掉，唱了一首《三头黄牛一匹马》：

三头黄牛，一呀一匹马，

不由得我赶车的人儿笑呀笑哈哈，

往年这个车呀，咱穷人哪配坐呀，

今年呀嗨，大轱辘车呀，轱辘轱辘转呀，

转呀转呀，转到了咱们的家。

嘿！转到了咱们的家。

我边唱边比划，长鞭儿一甩“得儿，驾”；赶着那大车回了家，“吁—”。全场沸腾，欢声笑语一片。小青年更热情，认定李叔唱的这首歌，应该“灌”唱片！

工作队离开大付大队的那天，成群结队的男女老少，聚在村口送行，有些妇女和孩子放声大哭，就像电影里苏区的老乡送红军。

这种场面，我以前没有见过，以后也没有见过。我坐在马车上，不断地向他们挥手。村庄越来越远，人群越来越小，直到再也看不见。我强忍着情感，上了火车，才发现自己早已热泪盈眶。

在河南潢川县参加整党

1969年4月15日，北京共青团中央机关的干部，到天安门前毛主席像下宣誓，决心走“五七”道路，离开首都去河南潢川县的“五七”干校。在干校，劳动很重，我们与附近的公社，基本没有接触。

1971年，河南省在农村开展整党运动。干校派人参加，去邻近的桃林公社张集大队，由戴云带队。戴云原为胡耀邦的秘书，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革”中他和我都被关进“牛棚”，以后成为挚友。在张集，我负责一个生产队，一共两个党员，又不查账，与在辽宁“四清”相比，工作轻松多了。

在队里，我颇受欢迎。我可以犁地，犁把扶得稳、路走得直；我还能挑担，百斤重的稻草，挑起来就走。即使在农村，也不是任何人都能这么干的。这是我在干校经历了劳动锻炼的成果。有些老人还劝我悠着点，说那是年轻人干的。我会理发，随时可以拿出围裙，用手动推子剃个光头，一般还有几个人排队等候。只有一次不当心，“夹”了一个小伙的头发，他高叫“老李，我不‘逗’了！”在河南，“逗”是一个总动词，不“逗”就是不干了，不剃头了。我自备了少量的眼药和感冒药，如遇到农民的眼睛不适或有点感冒，我也给他们用。他们很少用药，一用就灵；于是我被误认为是医生，他们有病痛就来找我。我敢唱《三头黄牛》，但是不敢当医生，马上申明自己不懂医，只有这两种药，不能包医百病。我深感农村缺医少药，这是一个大问题。他们没见过收音机，我打开收听广播时，总有一圈人围在身边。

当时农村的工作路线比较“左”，例如用“平调”的办法建立集体养猪场，社员的自留地由集体统一耕种，大寨式记工分等等。这样做是不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其实，只要得到社员的信任，他们就会讲心里话。有一次，我和一位中年社员一起干活儿，一边干一边聊，谈得很投入，我大胆问他生产队集体劳动和以家庭劳动为主的方式，哪种好？他说：“只要不扣资本主义的帽子，当然家庭劳动的效果好得多。”我听了，心中有数，知道他说了真话。

我住在社员家。这家有三间房，我一人住一间，屋里有床。还是吃“派饭”，主食是大米。北方一般吃面粉，但河南信阳专区特别是潢川县产水稻，人说“好个潢川县，一半水稻一半面”。他们用一小黑瓦罐，装上新米，不加盖，“捂”在柴灶的烧火洞里，做菜烧水时，顺带就把米饭“焖”熟了。取出来的瓦罐，上面一层黑炉灰，把黑灰“扒”掉，露出白白的米饭。这种饭吃起来特香，不吃菜也没关系。与在辽宁“四清”吃玉米高粱相比，河南农村的生活，实在是太“幸福”了。有香喷喷的大米饭，有和睦相处的群众；再没有“母蚊子”

之类的恶人，整天与我“斗来斗去”，我真愿意在这里多住上几个月，多熟悉一些农村的生活。

不幸，我的眼病突然发作，难以坚持工作。戴云同意我到外地治疗，我先后到了信阳、武汉和成都，历时两个多月才勉强治愈。回到河南时，这一期的整党已基本结束。我去张集大队搬行李的那一天，戴云留我住下。我们躺在床上深夜长谈。谈林彪“自我爆炸”后的形势，谈干校的问题，谈农村整党。老戴告诉我，他已经和大队支部一起，解散了大队养猪场，把平调集中来的猪，又还给了生产队和社员，群众很高兴。他还把在农村中发现的问题汇总，向中央主管农业的领导华国锋反映了情况。在“文革”期间老戴敢于这样做，令我钦佩。

第二天，我依依不舍地离开张集，回到潢湖“五七”干校。

结尾的话

我三次去农村，两次在“文革”前，一次在“文革”中，所去的公社都是生活条件相对比较好的，并没有真正了解当年中国农民的贫困和疾苦，但四川绛溪公社那一家贫困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改革开放后，农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还有一些地方仍然贫困，我拥护党和政府帮助所有地区的农民脱贫的政策。

至于“四清”运动，我无法作全面的评价。前“四清”清经济没有错；后“四清”打击面过大，特别是重点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文革”的前奏。以后听说，有的地方派出的工作队，一进村便夺权，把干部集中关起来，斗来斗去；还有的先把干部绑起来，再让他们“交代”问题，搞“逼供信”的那一套。有些在“四清”中被冤枉的人，“文革”中找上门来“造”工作队的“反”。

团中央派出的工作队，政策执行得比较好，这应该是受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的影响，胡耀邦办事一贯实事求是，反对极“左”的作法。提到实事求是，我立刻想起简阳农民说的“鸡就是鸡，鸭就是鸭，不要把鸭说成鸡，也不要把鸡说成鸭。”无论做人做事，都应该如此。

三下农村，我交了三个终身的朋友：董启勋、李淑铮和戴云。五十多年过去了，董启勋、李淑铮和我都年至耄耋。我们始终保持着联系，凡过节或过生日，通一次电话，重温彼此深厚的友情。戴云英年早逝，我有专文怀念。他离世已经三十六年了。戴云，我的“生前好友”，此时此刻，我特别想念你！

2016年1月23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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