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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渔船银锁与花轿 香港民俗文物中的山海记忆（第1页）

在香港历史博物馆的“民俗文化厅”，三艘木质渔船模型在展柜中破浪“前行”，船头的朱红鱼眼仿佛凝视着百年渔港；隔壁玻璃柜里，一枚珐琅蝴蝶锁泛着幽蓝光泽，锁面上的牡丹花纹仍清晰可辨；转角处，一顶装饰华丽的大红花轿静静矗立，轿帘上的“囍”字虽已褪色，却依然能让人感受到婚礼的热闹喧天。这些看似静止的器物，实则是香港多元族群文化的活化石，每一件都承载着独特的山海记忆与民俗密码。

一、飘在海上的家：传统渔船模型

（一）疍家渔民的“海上乡愁”

香港的渔船模型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大眼鸡船”和“疍家艇”。相传明代初年，沿海渔村常遭海盗劫掠，村民向官府求救时，官船船头画着巨大的鱼眼图案，海盗见之以为是海神巡视，纷纷逃散。此后，渔民们便效仿在船头绘制红色鱼眼纹，既为辟邪，也象征“出海见鱼”的丰收愿景，这种船因此得名“大眼鸡船”。

疍家艇的故事则更富生活气息。疍家人因长期生活在船上，被称为“水上吉普赛人”。传说他们的祖先为躲避战乱，逃至海上以船为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咸水歌”文化和妈祖信仰。博物馆中的疍家艇模型仅有5米长，却五脏俱全：前舱是烹饪区，中舱用竹席隔出卧室，尾部甲板晒着渔网，船头还供奉着小型妈祖神龛，活脱脱一个“海上移动家园”。

（二）器物中的航海智慧

大眼鸡船模型的船头呈尖形，船身宽扁，这种设计能有效抵御南海的风浪。船帆采用“硬帆”结构，由竹篾和布料制成，可根据风向调整角度，即便在逆风情况下也能“之”字形前进。最特别的是船头两侧的鱼眼纹——左目圆睁，右目微闭，传说这是为了“一眼看海，一眼望岸”，寓意渔民既能洞察海上风险，又能铭记归家之路。

疍家艇模型则展现了实用主义智慧。船体两侧设有“活水舱”，通过底部开孔与海水相通，可暂养捕捞的活鱼；船尾的“泥舱”专门存放压舱泥土，既能稳定船身，又可用于种植葱姜等作物。这些设计让疍家人在海上漂泊数月也能自给自足，堪称“微型海上农场”。

（三）海洋文明的见证者

这些渔船模型虽非考古发掘所得，却比文物更鲜活地记录了香港渔业史。20世纪50年代前，香港约有4万渔民以船为家，渔船是他们生存的核心。随着填海造陆和渔业现代化，传统木船逐渐被铁壳渔船取代，这些模型便成为研究疍家文化的关键实物。正如民俗学家陈守仁所言：“船头的鱼眼纹、船舱的神龛，都是香港海洋文明的DNA。”

二、银锁上的族群密码：福佬儿童珐琅蝴蝶锁连炼

（一）跨海而来的守护符

福佬人是明清时期从福建、广东沿海迁徙至香港的族群，“福佬”意为“福建人”。传说他们渡海时遭遇风暴，幸得蝴蝶引路才平安抵港，因此视蝴蝶为吉祥象征。儿童佩戴的珐琅蝴蝶锁便源于这一传说，既为辟邪，也寄托着“破茧成蝶”的成长祝福。

这件锁连炼的主人是土生土长的蜑家女孩李阿妹。据她回忆，1938年日军侵占香港时，母亲用陪嫁的银镯熔铸了这枚锁片，锁面上的蓝色珐琅蝴蝶是用碎瓷片磨制而成，“蝴蝶翅膀上的纹路像海浪，母亲说这样海神就会保佑我”。2005年，92岁的李阿妹将锁连炼捐赠给博物馆，成为福佬族群迁徙史的重要见证。

（二）指尖上的海洋美学

锁片长约8厘米，宽5厘米，呈蝴蝶展翅状。主体以银为胎，翅膀镶嵌蓝、绿、黄三色珐琅，边缘錾刻波浪纹，锁扣处刻有“长命百岁”四字。特别的是，蝴蝶触角设计成船锚形状，翅膀边缘点缀珍珠母贝，在灯光下折射出粼粼波光，既呼应福佬人的海洋生活，又暗含“锚定平安”的寓意。

珐琅工艺在明清时期由欧洲传入广州，经广作匠人改良后形成独特的“广珐琅”风格。这件锁片的蓝色珐琅采用“银蓝”技法，需在800℃高温下烧制三次，才能呈现出深海般的幽蓝光泽，工艺难度极高。

（三）族群认同的活体标本

民俗学者通过对比发现，香港福佬人的蝴蝶锁与福建漳州的“长命锁”造型相似，但更强调海洋元素，如船锚、波浪纹等。这种变异反映了族群迁徙中的文化适应。2018年，香港大学人类学系对300件福佬银饰进行研究，发现83%的饰品含有海洋意象，印证了“从耕海到护海”的文化变迁。

三、红盖头下的山海情：大红花轿

（一）花轿里的社会密码

大红花轿的历史可追溯至明清时期的“十里红妆”婚俗。在香港，它不仅是富家小姐的嫁妆，更是平民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想象载体。传说中，新娘坐花轿时需脚踩米袋，意为“代代相传”；花轿经过桥头要撒铜钱，名为“买路财”，实则是对海上贸易的祈福——这种将陆地习俗与海洋文化结合的仪式，唯有在香港这样的港口城市才能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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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的花轿为清末民初制品，原属港岛“万兴轿行”。轿行老板陈阿水曾回忆：“抗战时期物资匮乏，有人用两担米换租这顶花轿，新娘子坐在里面直掉眼泪，不是难过，是觉得这辈子值了。”这段口述历史，让冰冷的器物有了温度。

（二）流动的木雕艺术馆

花轿高2.2米，宽1.2米，由樟木雕刻而成，历经百年仍散发着淡淡木香。顶部为三重檐攒尖顶，檐角雕刻鳌鱼，口衔银铃；轿身四周用镂空技法雕刻“麒麟送子”“鲤鱼跃龙门”等图案，其中“鲤鱼”的鳞片竟用真鱼鳞贴制，在阳光下闪烁金光；轿帘以红色贡缎为底，绣着百只蝴蝶，取“百蝶（耋）齐飞”之意，祝福新人长寿。

最特别的是轿杠的设计：两根碗口粗的竹竿贯通轿身，表面刻有防滑纹路，据说这是为适应香港多山的地形，轿夫抬行时更稳当。这种“实用+美学”的设计理念，体现了岭南工匠的智慧。

（三）女性史的另类书写

花轿不仅是婚礼用品，更是传统社会性别秩序的缩影。民俗学家彭美施研究发现，香港花轿的装饰中，“鱼”“莲”等生殖符号出现频率高达76%，反映了“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而轿内空间仅容一人蜷坐，新娘需保持坐姿数小时，侧面印证了女性在传统婚姻中的被动地位。这种器物背后的性别叙事，为研究香港社会史提供了新视角。

四、文物背后的文明基因

（一）海洋与陆地的文化混血

渔船模型的抗风设计、福佬银锁的海洋意象、花轿仪式的港口特色，共同构成了香港民俗的“山海基因”。这种独特性在东南亚华人社区中极为罕见——同为港口城市的新加坡，其民俗器物更偏向陆地农耕文化，而香港因背靠珠江流域，形成了“以海为田，以陆为根”的复合文明。

（二）流动社会的记忆载体

疍家人“以船为家”，福佬人“跨海而居”，广府人“下南洋谋生”，这些迁徙史都浓缩在民俗器物中。渔船模型的修补痕迹、银锁的包浆、花轿的磨损处，都是普通人生活的印记。正如博物馆策展人黄宝仪所说：“这些器物不是死的展品，而是香港多元族群的集体记忆。”

（三）工艺美学的活态传承

大眼鸡船的彩绘技法、珐琅锁的点蓝工艺、花轿的金漆木雕，至今仍在香港非遗传承人手中延续。2023年，博物馆联合老字号“沈兴记”复原了一艘微型大眼鸡船，所用的桐油灰捻缝技术已失传半个世纪，全靠老匠人的记忆重现。这种“文物活化”，让传统工艺在当代重获新生。

结语：器物里的山海精神

当我们凝视这些渔船、银锁与花轿时，看到的不仅是精美的工艺，更是香港先民面对山海的生存智慧：渔船在风浪中寻找平衡，银锁在迁徙中守护族群，花轿在传统里编织希望。它们是流动的，如同香港的港口永不沉寂；它们也是坚韧的，恰似渔民修补了千次的渔网。这些民俗文物，让我们在钢筋森林中触摸到了这座城市的体温——那是咸涩的海风，是珐琅的幽光，是花轿颠簸时的银铃声，更是千万人用双手编织的生活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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