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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隋唐五代文学（第4页）

元稹（7798年），字微之，别字威明。河南洛阳人。其先世是鲜卑族拓跋氏，汉化后以“元”为姓，从北魏至隋，地位均极显赫，不过到元稹祖父一辈时已渐趋没落。

元稹8岁丧父，由母亲携往舅舅家抚养，少年时代过的是寄人篱下的生活。但他也因此更加发愤图强，岁应明经科考试，一举及第，被授为左拾遗。元稹奉职勤恳，本应受到鼓励，可是因为锋芒太露，触犯权贵，反而引起了宰臣的不满，不久就遭到了贬谪，从此开始了他困顿州郡十余年的贬谪生活：一贬江陵，二贬通州，三贬同州，四贬武昌。

元稹为人刚直不阿，情感真挚，所以他虽遭贬谪，却因此获得很大的声名，朝中正直之士纷纷为他抱不平。元稹和白居易是一对挚友，白居易曾这样评价元稹“所得惟元君，乃知定交难”，并说他们之间的友谊是“一为同心友，三及芳岁阑。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衡门相逢迎，不具带与冠。春风日高睡，秋月夜深看。不为同登科，不为同署官。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而元稹对白居易的关心，更凝结成了千古名篇《闻乐天授江州司马》。除了流芳千年的“元白之谊”，元稹和韦丛的夫妻情深也为世人津津乐道。

元稹岁那年，太子少保韦夏卿年芳0的小女儿韦丛就嫁给了他。此时的元稹仅仅是秘书省校书郎。韦夏卿出于什么原因同意这门亲事，已然无考，但出身高门的韦丛并不势利贪婪，没有嫌弃元稹。相反，她勤俭持家，任劳任怨，和元稹的生活虽不宽裕，却也温馨甜蜜。

造化弄人，年仅7岁的韦丛因病去世。此时的元稹已升任监察御史，幸福的生活就要开始，爱妻却驾鹤西去，诗人无比悲痛，写下了一系列的悼亡诗。其中《离思五首》（其四）极负盛名。该诗写久藏心底的不尽情思，因为与情人的曾经相识而自此对其他的女人再也不屑一顾（“取次花丛懒回顾”），诗中的比兴之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语言幻美，意境朦胧，被后人广为传诵。

元稹的创作，以诗的成就最大。他的乐府诗创作，多受张籍王建的影响。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说：“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总萃焉”，认为“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对杜诗推崇备至。元诗学杜而又能变杜，力求平浅明快，便于读者接受，从而形成自己的风格。

在诗歌形式上，元稹是“次韵相酬”的创始者。《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均依次重用白诗原韵，韵同而意殊。这种“次韵相酬”的做法，在当时影响很大，也很容易产生流弊。元稹在散文和传奇方面也有一定成就。他首创以古文制诰，格高词美，为人效仿。其传奇《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叙述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悲剧故事，文笔优美，刻画细致，为唐人传奇中之名篇。后世戏曲作者以其故事人物创作出许多戏曲，如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和元代王实甫《西厢记》等。

李商隐（约888年），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樊南子，晚唐著名诗人。祖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市），祖辈迁至荥阳（今河南郑州）。

李商隐0岁左右时，父亲在浙江任上去世，他和母亲及弟妹们回到了河南故乡，生活贫困，要靠亲戚接济。李商隐是家里的长子，因此也就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后来，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

李商隐早年的贫苦生活对他性格和观念的形成影响很大。一方面，他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事实上，他也确实努力承担起家族的责任。成年后，李商隐曾利用为母亲守孝的时间，将寄葬在各地的亲属灵柩迁葬到荥阳。早年的经历使他养成忧郁敏感清高的性格，这些特征既大量地从他的诗文中流露出来，也表现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

李商隐的启蒙教育可能来自他的父亲。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则是他回到故乡后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这位堂叔父曾上过太学，但没有做过官，终身隐居。据李商隐回忆，这位叔父在经学小学古文书法方面均有造诣，而且对李商隐非常器重。受他的影响，李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大约在岁时，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才论》《圣论》，今不存），获得一些士大夫的赞赏。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隐求学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骈体文的专家，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不仅教授他骈体文的写作技巧，而且还资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励他与自己的子弟交游。在令狐楚的帮助下，李商隐的骈体文写作进步非常迅速，由此他获得极大的信心，希望可以凭借这种能力展开他的仕途。但也正是由于这一段经历，使得他一生都被牵累在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

时世家世身世，从各方面促成了李商隐易于感伤的内向型的性格与心态。国事家事春去秋来人情世态，以及与朋友与异性的交往，均能引发他丰富的感情活动。

李商隐的诗继承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技巧，成就很高。就内容而言，有政治诗咏史诗写景咏物诗和爱情诗几个方面。李商隐的政治诗中《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安定城楼》较为出色，表达了奋发进取的精神；他的咏史诗《贾生》《隋宫》构思新巧措词委婉意蕴深长；咏物写景诗也有惊人之笔，如《登乐游原》，境界苍凉悲壮，意蕴含蓄。他的爱情诗是最为人们广泛传诵的，他常取名《无题》，或以诗中两字为题做为此类诗的题目，后人就把无题诗作为爱情诗的别称。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是李商隐广为流传的诗句。李诗广纳前人所长，承杜甫七律的沉郁顿挫，融齐梁诗的华丽浓艳，学李贺诗的诡异幻想，形成了他深情缠绵绮丽精巧的风格。李诗还善于用典，借助恰当的历史类比，使隐秘难言的意思得以表达。

李商隐是晚唐诗坛的一颗明星，他的诗可称之为诗苑奇葩，文也是文囿异卉。他的诗情真意切，绵邈曲折，散文却峭直刚劲，独出机杼，锐不可当，驳尽世俗定见，直抒胸臆；工本章奏则典丽公整，才情富瞻，不受文体所限而善于表情达意，对后世影响很大，被奉为四六文的金科玉律。

温庭筠（约88年），唐代诗人词人。本名岐，字飞卿，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是花间词派的重要作家之一。

温庭筠同白居易柳宗元等名诗人一样，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地度过的。据考，温庭筠幼时已随家客游江淮，后定居于雩县（今陕西户县）郊野，靠近杜陵，所以他尝自称为杜陵游客。

温庭筠的诗，写得清婉精丽，备受时人推崇，《商山早行》诗之“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更是不朽名句，千古流传。相传宋代欧阳修非常赞赏这一联，曾自作“鸟声茅店雨，野色板桥春”，但终未能超出温诗原意。

除诗词外，温庭筠还是一位小说作家学者。据《新唐书。艺文志》载，温庭筠撰有小说《乾巽子》卷《采茶录》卷，编纂类书《学海》0卷。可惜全部亡佚，现在无从探知其详。

温庭筠少敏悟，同其他有成就的诗人一样，苦心砚席（砚台和坐席，借指学习），除了善鼓琴吹笛外，尤长于诗词。在当时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温李”。《北梦琐言》说温庭筠“才思艳丽，工于小赋，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所以时人称为“温八叉”。在我国古代，文思敏捷者，有数步成诗之说，而像温庭筠这样八叉手而成八韵者，再无第二人。但这样有才华的人，却数举不第。

唐懿宗大中十一年（87年），温庭筠已岁，才在湖北襄阳做了一个很小的官。唐僖宗咸通二年（8年），温庭筠离开襄阳，去了江东，此时已经岁了，次年冬又回到了淮南。此时的温庭筠，虽诗名颇著，但非常潦倒，不检行迹，与贵胄裴诚令狐滈等博饮狎昵。当时令狐绹出镇淮南，温庭筠因其在位时曾压制过自己，虽是老相识，也不去看他。咸通四年（8年），温庭筠因穷迫乞于扬子院，醉而犯夜，竟被巡逻的兵丁打耳光，连牙齿也被打掉了几颗。他将此诉于令狐绹，令狐绹并未处置无礼之兵丁。兵丁极言温庭筠狭邪丑迹。有关温庭筠品行极坏的话传了到京师。温庭筠只好亲自到长安，致书公卿间，申说原委，为己雪冤。随后即居于京师。

咸通六年（8年），温庭筠出任国子助教，次年，以国子助教主国子监试。曾在科场屡遭压制的温庭筠，主试与众不同，严格以文判等，“乃榜三十篇以振公道”，并书榜文曰：“右，前件进士所纳诗篇等，识略精进，堪神教化，声调激切，曲备风谣，标题命篇，时所难著，灯烛之下，雄词卓然。诚宜榜示众人，不敢独断华藻。并仰榜出，以明无私。”将所试诗文公布于众，大有请群众监督的意思，杜绝了因人取士的不正之风，在当时传为美谈。而此举又给温庭筠带来了不幸。他完全以文判等，且榜之于众，已遭权贵不满，又所榜诗文中有指斥时政，揭露腐败者，温庭筠却称赞“声调激切，曲备风谣”，更为权贵所忌恨。所以，宰相杨收非常恼怒，将温庭筠贬为方城尉。因主持公道而招忌被贬，所以纪唐夫送其赴方城时，诗云：“且饮绿醁销积恨，莫辞黄绶拂行尘。”遭受此次打击，再次被贬，年事已高的温庭筠在咸通七年（8年）冬抑郁而死。

皮日休（约公元890年），字逸少，后改为袭美，自号鹿门子，又号醉士酒民间气布衣醉吟先生。襄阳人（今湖北襄樊襄阳区），唐朝著名文学家。

皮日休出身于贫苦家庭，早年即志在立功名佐王治，追随房玄龄杜如晦的事业。他出游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至长安，应进士举不第。皮日休对当时封建统治下的黑暗政治，非常不满。他认为:“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又说：“古之官人也，以天下为己累，故己忧之；今之官人也，以己为天下累，故人忧之。”

咸通年间，皮日休到毗陵就任。路途上遇到大暴雨，被耽隔在半路。这时天已黑，赶了一天的路，又渴又饿，只好到附近农家求碗水喝，弄点饭吃。

当他们敲门进到屋里时，见一家老小正在吃饭，孩子们见客人来后，都躲到里屋去了。对饥饿之人来说，算是赶上“饭点”了。他们向主人说明来意，但主人说什么也不肯给他们盛饭，并把锅盖按的紧紧的。

一个随从以为老乡不好说话，故意与他们为难，强勉把锅盖揭开。咳！锅里哪是什么饭，而是一锅橡子野菜糊！主人不给饭吃的原因才算“真相大白”。

皮日休感叹之下问道：“老人家，今年粮食收成这么好，为什么还吃橡子和野菜？”

老人看他们不像什么贪官之类，就坦率地说：“收成好，不如官家的秤和斗好，大进小出啊！”

皮日休惊奇地问道：“为什么？”

“你们没听说过？我们毗陵有这样一句话：粮食一石余，官家只作五斗量！哪里还有我们吃的粮食！”老人的一席话，深深地印在一向具有正义感的皮日休心中，不久他便写成了《橡媪叹》的著名诗句，对农民所受的残酷剥削给予同情，深刻揭露了贪官污吏的罪行。

皮日休上任后不久，就到官府检查度量衡器，罢免了贪赃的仓库官吏，并在门前，一边置公平秤一杆，另一边用大石头刻了一个标准斗。从此毗陵老百姓买卖粮食和称东西，如果怀疑秤量不足，就拿到公平秤上来检验。老百姓高兴地称这秤和斗为“皮子秤”和“皮公斗”。

皮日休的文章，如《忧赋》《河桥赋》《霍山赋》《桃花赋》《九讽》《十原》《春秋决疑》《鹿门隐书》等，都是有所为而作。

他的诗，包括两种不同的风格。一种继承白居易新乐府传统，语言平易近人，以《正乐府》十首《三羞诗》三首为代表。《三羞诗》其二写人民所受征兵之苦，其三写人民遭旱蝗而流离饥饿之苦，《正乐府》的《卒妻怨》《橡媪叹》《贪官怨》《农夫谣》《哀陇民》写人民种种不同遭遇之苦，具体而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和他同情人民抨击暴政的态度。另一种诗，走韩愈逞奇斗险的路线，以在苏州时与陆龟蒙唱和描写吴中山水之作为代表，沈德潜说皮陆“另开僻涩一体”者即是。至于所谓“吴体”和回文等作，则大都缺乏现实内容。

皮日休是晚唐文坛上的古文学巨擘，陆龟蒙在给他的和诗中说:“近者韩文公，首为开辟锄。夫子又继起，阴霆终廓如。搜得万古遗，裁成十编书”。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也说:“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文放了光辉。皮日休和陆龟蒙自认为隐士，别人也称之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蔽》和《笠泽丛书》中的小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前者说明了皮日休在古文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后者说明了皮日休在古文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二者都说明了皮日休在晚唐的文坛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

唐代城市繁荣商业经济发达，因而产生了多种面向市井民众的俗文学形式，如说话变文等，都是以虚构故事来吸引听众的。它们不仅受到了普通民众的欢迎，也引起了文人士大夫的兴趣，传述奇闻异事的唐传奇便是由此登上文学创作的舞台的。

在唐代，市民的文化生活丰富，各种民间艺术得以发展，为传奇小说创作奠定了社会基础。唐代各种文学形式的繁荣，并相互借鉴，相互融合，互相促进，也为唐传奇在题材内容和写作技巧上提供了营养。唐代科举考试中的“温卷”之风，也推动了传奇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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