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燕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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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永乐迁都定北京（第1页）

永乐十八年（1420年）深秋，北京紫禁城的太和殿（当时称奉天殿）刚刚竣工，檐角的走兽还沾着新漆的气味。朱棣穿着常服，沿着汉白玉栏杆缓缓踱步，身后跟着工部尚书宋礼。这位六十岁的皇帝伸手抚摸着殿柱上的金龙浮雕，忽然问："从南京运这根金丝楠木来，死了多少人？"宋礼扑通跪倒："陛下，深山采木，难免...难免有损伤亡。"朱棣没再追问，只是望着殿外灰蒙蒙的天空，喃喃自语："快了，就快成了。"

此时的南京，官员们正忙着打包文书典籍，准备随皇帝北迁。有个翰林院编修在日记里写道："自永乐十四年诏建北京宫殿，天下工匠十万，夫役百万，至今六载。江南之民，赋税加倍，怨声载道。"（《典故纪闻》）

朱棣对北京的感情，要从洪武十三年（1380年）说起。那年他刚满二十岁，带着三千护卫就藩北平，住进了元大都留下的燕王府。有天夜里，他梦见自己站在元皇宫的丹陛上，接受百官朝拜，醒来后还对着铜镜照了半天。道衍和尚听说了，特意送来一幅《大都形胜图》，说："此地负山带海，龙盘虎踞，乃帝王之都。"

靖难之役打了四年，朱棣在南京登基后，总觉得这座城市处处透着别扭。皇宫里的每块地砖，都像是在提醒他"篡位"的往事；建文旧臣的眼神，总带着若有若无的嘲讽。有次他在奉天门听政，突然狂风大作，吹落了檐角的兽吻（古建筑屋脊上的兽形装饰），砸在丹墀（dānchi，宫殿前的台阶空地）上摔得粉碎。当晚他就梦见朱允炆穿着白衣，站在废墟上对他冷笑。

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借口"北平乃朕兴王之地"，下令修缮燕王府，改称"行在"（皇帝出巡时的临时住所）。负责工程的太监阮安是个天才建筑师，他把元大都的宫殿格局改了又改，特意在奉天殿的位置埋了块刻着"龙兴"二字的石碑。

反对迁都的声音一直没断过。永乐九年，礼部尚书李至刚上奏说："南京乃太祖定鼎之地，龙脉所在，不可轻动。"朱棣把奏折摔在他脸上："你懂什么！北方蒙古残部虎视眈眈，朕把都城放那儿，才能亲自守国门！"其实大臣们心里都清楚，真正的原因是北京是朱棣的势力范围——这里的军官都是靖难之役的老部下，百姓也早就习惯了这位王爷的统治。

有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朱棣每次带兵北伐，路过北京时都要住上半月，还让人在昌平天寿山为自己选了陵址。有次他指着一处山坳对随从说："百年后我就葬在这儿，看着子孙后代守住这片土地。"这话传到南京，国子监的学生们私下议论："皇上这是打算把祖宗的基业都搬到北平去啊。"

永乐十四年（1416年），朱棣正式下诏营建北京宫殿，工部一下子就忙翻了天。负责设计的是泰宁侯陈珪，这位七十岁的老将不懂建筑，却有个绝招——把元朝的《宫阙图》找了出来，让工匠们照着画葫芦。可画着画着就发现不对，元大都的宫殿是"坐北朝南偏西"，而明朝的礼制要求"正南正北"，只能调整方向重来。

最头疼的是材料。建宫殿要用"金砖"（一种质地细密的方砖），只能产自苏州的陆慕镇。窑工们为了烧出合格的砖，他们要把泥土反复捶打半年，再用桐油浸泡，烧窑时要严格控制火候，一窑砖烧下来，往往只剩三成能用。这些砖由大运河运到北京，每块砖上都刻着窑工的名字，出了问题能直接找到人。

木材的来源更遥远。四川、贵州的深山里，盛产金丝楠木，这种树高达数十丈，要上百人才能合围。官府派来的监工拿着鞭子，逼着山民们腰系绳索爬上树梢，先砍断树枝，再一点点把树干放倒。有本叫《冬官记事》的书里写："入山一千，出山五百"——每根楠木运出来，都要搭上人命。这些木头顺着长江、运河往北运，有时堵在河道里，整个船队要等上数月。

北京城的布局很有讲究。陈珪按照"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古制，在宫城左边建了太庙（祭祖），右边建了社稷坛（祭土地），前面是朝廷衙署，后面是商业区。有个外国使臣记载，施工时每天都有"阴阳先生"拿着罗盘校准方位，要是哪个建筑的角度偏了一分，就得推倒重来。最神奇的是中轴线——从永定门到钟楼，整整八公里长，误差不超过三米，据说这是用"勾股定理"一点点量出来的。

建宫殿用的石头，大多来自房山大石窝。有块铺在太和殿门前的"云龙石雕"，长十六米，重两百多吨，光运输就用了两万民工。他们在冬天往路上泼水结冰，再用滚木一点点挪动，整整花了二十八天才运到紫禁城。

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一月，北京宫殿正式建成。朱棣下旨：明年正月初一，在北京奉天殿举行朝贺大典，改北京为"京师"，南京为"留都"。消息传开，南京的官员们炸开了锅——谁愿意背井离乡去那北风呼啸的地方？

户部尚书夏原吉想出个主意：让四品以上官员全家搬迁，五品以下只带随从，家属留在南京。可还是有人不愿意走。翰林院学士解缙偷偷对人说："北方苦寒，又缺粮食，迟早要出问题。"这话传到朱棣耳朵里，后来解缙被贬到交趾（今越南），据说就跟反对迁都有关。

迁都最麻烦的是粮食供应。北京周围的耕地不够多，每年要从江南运四百万石粮食过来，全靠大运河。负责漕运的平江伯陈瑄（xuān）把运河疏通了一遍，还发明了"兑运法"——让农民把粮食交到运河沿岸的粮仓，再由官军负责北运。有个漕工的歌谣是这么唱的："漕船摇啊摇，摇到通州桥，三年两载不回家，老娘哭断腰。"

北京城的百姓也有自己的烦恼。为了扩建城区，不少人家的房子被拆了，官府给的补偿少得可怜。有个叫王二的铁匠，祖辈住在王府井（当时叫"十王府街"），房子被拆后只能搬到城外，他对着城墙哭："皇上要建金銮殿，就不管我们小老百姓的死活了？"

永乐十九年正月初一，迁都大典如期举行。朱棣穿着十二章纹的衮（gun）服，登上奉天殿的宝座，接受百官朝拜。礼炮声震得琉璃瓦嗡嗡作响，可就在庆典进行到一半时，突然狂风骤起，夹杂着冰雹砸下来，把殿角的旗帜都撕裂了。有个胆小的官员吓得瘫在地上，嘴里念叨着："上天发怒了，上天发怒了！"

奇怪的还在后面，四月初八那天，雷雨交加，紫禁城的三大殿（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突然起火，火光冲天。朱棣正在偏殿处理政务，听说后跌跌撞撞跑出来，望着熊熊大火直跺脚："是朕错了吗？是朕不该迁都吗？"这场火烧了三天三夜，三大殿全成了废墟，直到二十年后才重新建成。

火灾后，大臣们又开始议论迁都的事。主事萧仪上奏说："迁都劳民伤财，上天示警，恳请陛下迁回南京。"朱棣气得把奏折撕了，下令把萧仪拖出去斩了。他还下了道诏书，说："北京乃朕旧藩，地势险要，足以控四夷、安天下，迁都之举，永不再议！"

迁都对明朝的影响慢慢显现出来。正面来说，北京成了北方的军事重镇，朱棣五次北伐都从这里出兵，有效打击了蒙古势力。有个叫杨荣的大臣说："以前蒙古人打过来，朝廷要等好几天才能收到消息；现在皇上就在北京，一声令下，军队当天就能出发。"北方的经济也跟着发展起来，通州成了漕运枢纽，张家口成了茶马互市的集散地，连辽东的人参、貂皮都能通过驿站很快运到北京。

但麻烦也不少。为了维持北京的运转，每年要花掉国库大半收入。《明会典》记载，光是漕运的费用，就占了全国财政支出的三成。江南的百姓负担越来越重，永乐末年就爆发了好几次农民起义，虽然都被镇压下去，但民间流传着一首歌谣："自从天子迁北去，江南百姓苦断肠。"

还有个意想不到的好处——北京城的胡同文化渐渐形成了。为了安置迁来的官员和士兵，朝廷在紫禁城周围建了许多四合院，纵横交错的小巷就成了胡同。这些胡同里，住着达官贵人，也住着小商小贩，三教九流汇聚，慢慢孕育出独特的京城文化。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在第五次北伐回程中病逝，临终前还念叨着："把朕葬在天寿山，陪着北京城。"他的儿子朱高炽（洪熙帝）上台后，又想迁回南京，甚至派太子朱瞻基去南京打前站。可朱高炽只当了十个月皇帝就死了，朱瞻基（宣德帝）继位后，觉得北京确实比南京更适合防御蒙古，迁都的事才算彻底定下来。

到了正统年间，紫禁城的三大殿重新建成，北京城的城墙也包上了砖石，成了一座固若金汤的雄城。有次蒙古瓦剌部想攻打北京，看到城墙上密密麻麻的火炮，吓得没敢靠近。当时的兵部尚书于谦说："成祖爷迁都北京，就是要让子孙后代记住，守住这里，才能守住大明的江山。"

如今站在北京中轴线上，从永定门向北望去，还能看到当年永乐年间奠定的城市格局。故宫的太和殿（即当年的奉天殿）依然雄伟，殿前的云龙石雕还是那块从房山大石窝运来的巨石，只是上面的纹路被岁月磨得有些模糊了。

明朝灭亡后，清朝继续以北京为都城，对紫禁城进行了多次修缮，但基本格局没变。有个清朝的外国传教士在日记里写："北京的宫殿比欧洲任何一座王宫都更宏伟，它的布局体现了中国人对天圆地方的理解，也显示了帝王的权威。"

1987年，北京故宫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评价里有句话："紫禁城是中国五个多世纪以来的最高权力中心，它以园林景观和容纳了家具及工艺品的9000个房间的庞大建筑群，成为明清时代中国文明无价的历史见证。"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永乐十八年那次影响深远的迁都。

那些为建造北京城付出生命的工匠、民夫，大多没留下名字，但他们的心血凝固在每一块砖瓦、每一根梁柱里。当游客抚摸着故宫的红墙时，或许能感受到无数普通人用汗水和生命，浇筑出的历史的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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