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燕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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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章（第2页）

媲美的长篇小说，遗憾的是，我丝毫不具备这种创作才能。如果路易斯的年纪不是这么小，他蛮可能成为我们这群人中的一个托马斯·曼，他那敏锐的小脑袋说不定此时正在一一记下我们所不能察觉的一切。

说起复活节，这倒使我想起我在卢尔德记下的那段日记，那时我只开了一个头，讲到我的改信天主教却没有成功一事。那是一件多年以前的事，说起来叫人伤心难受，好比重新拨燃已经冷却了的灰烬。不过，如果这本日记在我死后还能留在人间，它就可以成为我在这个世界上匆匆度过的卑微一生的最后遗言。既然如此，还是让我把此事的主要轮廓信手写下吧，好在只要一两段就能说完。我已经讲了我与奥斯威辛犹太法典学堂发生隔阂的情形，这是一切后事的关键。

我不能把这件事告诉我的父亲。对于波兰犹太人来说，敬重双亲是我们根深蒂固的天性。我的父亲是个和蔼可亲的人，他是个农具商，另外也做自行车生意，买卖相当兴旺。我家的家境不错，他很虔诚，也很有学问，不过从来不会问一个为什么。他如果知道我已经变成了一个不信犹太教的人，那他一定会震惊万分。所以，我继续是犹太法典学堂的优秀生，而在心底里，我暗自笑话莱扎老师，笑话我周围的那些恭顺驯服的小蠢货。

我们的家庭医生是一个说意第绪语的不可知论者。那时候，凡是从大学回来的犹太医生，身上总是带着猪肉气味。一天，我不知怎么心血来潮，到他那儿向他借阅达尔文的书籍。“达尔-温”，——法典学堂里的悄悄耳语都是这么叫的——就是当今邪恶世界的撒旦。这个“达尔-温”，对我来说，他的德文版的书可真难看懂，不过我还是如饥似渴地吞下了《物种起源》，晚上在蜡烛光下偷偷看，白天躲到外面去看。我一生之中第一次违反安息日的戒律，就是在口袋里装着一本达尔文的书，来到河边的草地上。安息日戒律禁止在“公有场地”内负荷重物，而书本也属于重物之列。说也奇怪，我虽然在精神上已和我的信仰决裂，但是要在礼拜六

带着那本书从我父亲的房子里走出来，仍是桩很难做到的事情。

后来，那个医生又把海克尔、斯宾诺莎、叔本华以及尼采的书借给我。我急不可待地把这些书通通看完，就好像青少年阅读色情书籍一样，既津津有味，又暗自羞愧。我专门先找那些亵渎宗教的章节，比如对于奇迹和上帝的嘲笑，对于《圣经》的攻击，等等。其中有两本德文的文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一本叫作《科学入门》，一本叫作《现代伟大思想家》，都是绿色平装廉价书。伽利略、哥白尼、牛顿、伏尔泰、霍布斯、休谟、卢梭、康德，这一群辉煌灿烂的伟大人物，就在我，一个十五岁的犹太少年，独自一人躺在维斯瓦河畔草地上的时候，突然闯入了我的思想。我如痴如狂，一连攻读了两三个星期，于是我的世界、我父亲的世界，统统坍塌、摧毁、破灭、粉碎，变为一堆瓦砾，化为一片尘埃，从此休想恢复，就如坍塌在沙漠之上的奥齐曼迪亚斯的塑像

一样。

我的脑袋从此开了窍。

我的家庭移居美国之后，我成了布鲁克林中学的一个异常早熟的奇迹。我学英语就好比背诵乘法表一般顺利，两年之内我就学完了全部课程，并且取得了进入哈佛大学的奖学金。那时候，无论我的言谈举止，还是衣着装束，在我的双亲眼里都已完全美国化了。他们为我取得哈佛大学的奖学金感到骄傲，但是同时也很担忧害怕。不过，他们又能怎么留难我呢？我离家上学了。

在哈佛，我是一个奇才。教授们，连同他们的夫人，都对我推崇备至。我是许多富豪人家的座上客，我的带点儿犹太学堂腔调的英语，使他们觉得新颖有趣。我把所有这些宠爱奖掖视为理所当然。我那时年轻漂亮，就像路易斯·亨利一样，具有某种天生的魅力，对于交谈也颇有天赋，我能使那些文人雅士和我一同分享我因为发现了西部文化而感到的兴奋激动。我爱美国。我熟知美国的文学与历史。我能背诵马克·吐温的大部分作品，经过法典学堂的训练，我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我能滔滔不绝，侃侃而谈，既有独到见解，又能旁征博引，这使那些波士顿人惊叹不已。同时，我还能够把一些《塔木德》的知识融汇于我的谈论之中。正是由于这样，我才在无意之中醒悟到后来我成名的原因，那就是，如果有人能把犹太教作为那些基督徒本身历史背景之中受到忽略的一个部分介绍给他们，并且在介绍的时候既保持一定的尊严，又稍带一丝嘲讽口吻，那么他们一定会深感兴趣。三十年后，我写成了《早期基督教中的犹太法典精义》，后来我又把它加以改写，并且换了一个更加醒目的标题：《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终于使它成了一本畅销书。

至于后来发生的事情，我无可夸耀，因此我将一笔带过。生活毕竟大同小异！一个有钱人家的千金，爱上了一个穷家庭教师，这不过是个老生常谈的故事。喜剧、小说、悲剧、电影，大多用的是这个简单题材。我则亲身经历了一次。她是波士顿的一位富家闺秀，是一个天主教徒。在二十出头的年纪，一个人很难聪明理智，一旦堕入情网，那就不可能忠诚老实，不论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我那活跃的想象，善于论证的能力，这时也作用于我自身，竟然使我真的相信，基督已经进入我的心灵。后来的事情也就非常简单：天主教才是正统，才是基督教艺术与哲学的宝库，同时，它自成一个详尽的礼仪制度，这才是我真正能够理解的唯一的宗教。于是我改信了天主教。

这是一个肤浅的梦想，一旦醒来，感觉尤其可怕，不过我还是静静地渡过了这个难关。由于我所受的教育，在我心灵深处，我依然是——至今未变——从雪地里走进一座基督教堂时的那个奥斯威辛犹太法典学堂的学童，当他远远看到前方墙上——也就是犹太教堂放置圣龛的地方——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形象时，他的灵魂深受震撼。如果她的家庭没有把我赶出去，如果她坚决和我站在一起，而不仅仅是泪流满面，像个溶化着的糖人似的呆呆站在雨里，那我很可能沉沦至今还不知醒悟。我之所以赞美、怜悯、热爱拿撒勒的耶稣，正如我已经做了的那样，无休止地研究他、写他，最根本的一个前提，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对他产生信仰。

既然这些都发生在一九三三年以前，而且我又从未采取任何行动“再次改变信仰”，根据纽伦堡法律，严格来说，我可以免受德国对于犹太人的迫害。据我所知，这种豁免权也适用于德国籍的混血犹太人，而我作为一个美国人，如果一旦遇到最坏的情况，当然也可以享受这种宽待。一九四一年，当我因护照问题受到留难的时候，我在梵蒂冈的一个好朋友为我搞到了从波士顿来的证明我曾改信天主教的文件影印副本。我现在依然保存着这些有点儿暗淡褪色的证件。我迄今没正式出示这些证件，因为我担心这说不定会把我和娜塔丽分开，绝对不可以出现那样的情况，只有在我能够用这些证件帮助她的时候，我才会出示。

至于说到拯救我自己的生命——其实，我已活了大半辈子。我不想再把关于马丁·路德的那本书写下去，我原来打算通过这个宗教改革人物，来结束我对在历史中演变的基督的描绘。但是，我的这位主人公的粗俗可恶的条顿主义使我越来越犹豫，暂且不说他对犹太人的恶言中伤简直无异于戈培尔博士之流对于犹太人的破口大骂。路德是个宗教天才，对此我毫不怀疑，但是他是一个日耳曼天才，因此他其实是一个专事破坏的天使。路德最辉煌的成就在于他粉碎了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以及罗马教廷。他挑剔弱点的洞察力令人惊叹，他的辩才具有极大的煽动性，他对旧制度、旧体系大胆的、不留情的憎恶带着典型的日耳曼印记，好似条顿堡森林发出的震耳轰鸣，好像雷神手中的铁锤发出的打击声。我们听到马克思发出同样的声音——这个由犹太人变成的日耳曼人，身兼这两个民族的狂热素质。我们在瓦格纳的音乐和著作中再次听到同样的声音。而轮到希特勒的时候，这个声音使全球震撼。

让别的人去把路德的伟大之处写出来吧，我接下来倒情愿写上几篇柏拉图式的对话，像我在哈佛大学的谈话那样不拘形式，这个历经劫难的世纪里的一切哲学和政治问题都是我的话题。我没什么新鲜见解可以献丑，但是，我的文笔还算轻松流畅，或许能够博得几位读者的驻足，在追逐快乐和财富之后的不那么重要的忙碌中，对一些值得注意的事情也能关心一下。

又是一则东拉西扯的日记！但是我已写下整整六页。我是忍着腹部剧痛，咬紧牙齿，一字一字写下的。我现在非常虚弱无力，连从这张椅子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我一定是得了什么重病，决不是由于心理因素而引起的阵痛。我全身各处都响起了警报，我一定得再去看看医生。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巴登-巴登

我现在在医院感觉好受些。事实上，能有三天时间摆脱布伦纳公园旅馆的无聊生活，不再闻到那些糟透了的饭菜气味，这本身就能减轻许多痛苦。医院里的流质食品和牛奶蛋糊对我颇有好处，虽然我敢肯定，这些东西不过是德国的一些发明天才从石油废渣和旧轮胎里提炼出来的玩意儿。我在医院里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肠胃检查，正在等待诊断结果。住院的时间过得很快，因为我和R医生谈了许多。

他希望我回到美国以后能够做证，“另一个德国”依然存在，希特勒政权使它含羞忍辱，噤若寒蝉，惶恐觳觫。这是伟大诗人和哲学家的德国，是歌德和贝多芬的德国，是许多科学先驱的德国，是魏玛共和国的先进社会立法议员的德国，是被希特勒摧毁了的进步劳工运动的德国，同时也是心地善良的普通人民的德国，在最后举行的三次大选中拒绝选举纳粹党的人数曾累计超过一半，但是最后被一些老牌政客如巴本和年迈老朽的兴登堡之流所出卖，兴登堡在安享了荣誉的顶峰之后，竟将希特勒引入政府，导致如此一场浩劫。

至于随之而来的情况，他要我想象一下三K党在美国攫取政权之后的局面。那种局面已经在德国出现了，他说，纳粹党就是一个大型的德国三K党。他列举了一系列的例证：煽动性的火炬游行、反犹运动、古怪离奇的制服、对于开明思想和外国人的盲目仇恨等等。我回答说三K党只不过是精神失常的一小撮，并不是一个足以左右全国的大党。然后他又举出美国内战之后重建时期的三K党，一度也曾举行了相当数量的大规模运动，南方许多领袖人物也曾亲身参与，而现代的三K党在二十年代的民主党政治中也曾起过作用。

他说，极端主义乃是现代社会中普遍流行的肺结核，它是由于变化过于迅速，旧道德标准逐渐崩溃而引起的一场世界性不满和仇恨的传染病。在局势比较稳定的国家里，结核菌由于被封闭在已经结钙的机体组织之中，它们因此表现为一些危害作用不大的疯狂举动。但是国家一旦发生社会动乱、经济萧条、战争或是革命，这些细菌就会一拥而出，传染全国。这种情况已在德国发生，它也可能发生在其他地方，甚至美国也不例外。

这位医生说，德国由于这种传染，现在已经病入膏肓，千百万德国人对此十分清楚，并且深感沉痛。他本人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德国总有一天必将回到这条道路，这条通向未来、通向自由的唯一道路。德国的文化，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德国人民，决不能由于产生了一个希特勒，或是由于他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便受到惩处。希特勒时代的最大灾难，其实是落在德国人自己身上。这便是R医生的论点。

那么，希特勒又何以会受到德国人的普遍爱戴呢？他的解释是：恐怖，再加上对于报纸和广播的全面控制，造成了一种好似深受爱戴的假象。但是我写过几篇论述希特勒的杂志文章，我了解事实与数字，了解所有的高等学府如何一股脑儿地倒向了希特勒，了解德国的许多优秀的有识之士如何争先恐后地吹捧这位主宰命运的伟大人物，也了解政、军、商、法各界人士如何迫不及待地向他宣誓效忠。我对这位医生说，将来在对这一疯狂时代进行研究的时候，必须要解释的一个最主要的事实是，日耳曼民族在精神上几乎对希特勒做了全面的投降。如果把希特勒的运动说成是一个三K党运动，那么，全体德国人一夜之间要么是变成了三K党党徒，要么是变成了三K党的热情支持者，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以及民主精神就好似从来不曾在这片国土上存在过一样。

他的反驳是美国人的头脑难以理解德国的艰难处境。他们被禁锢在中欧的一块狭小的赤贫土地之上，许多世纪以来一直生活在俄国的压力之下，同时又有法国在他们背后不停地骚扰。他们最大的两个文化中心，普鲁士和奥地利，曾经惨遭拿破仑军队铁蹄的蹂躏。英国又和沙皇俄国相互勾结，迫使德国人民处于虚弱地位达一世纪之久。这一切最后导致了俾斯麦的崛起。正当自由主义风行全欧的时候，他却顽固地坚持专制主义，致使德国人民在政治上一直未能臻于成熟。到了大萧条时期，混乱不堪的魏玛体制开始解体，这时希特勒发出了强权统治这个清晰有力的呼声，这个呼声自然掀起了一片积极和热情的响应。希特勒利用这个民族最优秀的品质，实现了类似罗斯福新政所带来的经济恢复。他在军事上的胜利吞没了一个渴望自尊的民族对于他的罪恶倾向的抵制。这当然非常不幸。不过，美国人自己不也同样崇拜胜利吗？

我的床上放着一本宣传部印行的外文杂志《信号》，里面有一篇用法语写的莫名其妙的长文，把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投降说得好似打了一场大胜仗。当然，身在巴登-巴登的人，对于斯大林格勒一役不可能有多少了解，但是德军显然遭到了一次惨败，这次惨败很可能就是此次大战的转折点。但是《信号》把它说成按计划行事：第六军的牺牲加强了东部战线，挫败了布尔什维克的作战行动。我向R医生问道，依他看来，德国人民是否会不分青红皂白地信以为真？或者，对希特勒的反抗会不会因此增长？

他的回答是，我对历史的洞察力虽然令人钦佩，但对当前的军事态势不在行。事实上，斯大林格勒一役的的确确起到了稳定东部战线的作用。他的儿子是一个陆军军官，来信时谈到了这一点。不过这毕竟是题外话，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德国民族的性格和文化。他说他觉得十分重要的是，像我这样一个有声望的人应该理解他的上述种种观点，因为不久之后，需要有一个振聋发聩的文坛巨子，向世界各国人民说明这些道理。

我也曾经想到过，这位医生可能是德国秘密警察的一个密探，但是我又觉得不像。他的态度非常诚恳。他身材魁梧，头发金黄，戴一副厚眼镜。当他阐明自己观点的时候，一双小眼睛露出非常严肃认真的神色。他说话时声音很低，常常下意识地掉过脸去偷看一下空空如也的墙壁。我觉得他是真心实意地想叫我相信“另一个德国”确实存在。“另一个德国”当然存在，而且，我相信他就是其中的一分子。遗憾的是，“另一个德国”所起的作用实在微不足道。

二月二十七日

初步诊断结果是憩室炎。治疗方法：特殊的饮食，卧床休息，继续服药。我们这批人之中其他几位也得了胃溃疡或类似的消化道疾病。合众社记者之中有一位好酒贪杯的人，上星期已由德国秘密警察监护前往法兰克福动手术。如果我的病情恶化，也可能被送到法兰克福接受外科治疗。这会意味着离开娜塔丽吗？我要和平克尼·塔克商量一下。我宁愿死在这里，也决不离开娜塔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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