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燕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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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第1页）

鸦片的流毒严重地摧残了中国人的健康，鸦片走私又大量卷走了中国的白银。

鸦片走私是采取现金交易的。这就使得走私愈猖獗，中国的白银愈外流，两者成正比例发展。根据统计资料所示，当流入中国的外洋鸦片保持在一万箱左右的幅度时，广州口岸白银出入口情况仍对中国有利，每年平均入超约150万两至200万两左右；而当外洋鸦片自1828年起，以平均每年18～35万余箱为幅度急剧上升时，广州白银的流出入情况就发生逆转，中国大量流出白银，每年平均在200万至300万两左右。1835年后，这一趋势更加发展。以下是1800～1835年间，广州口岸白银流出入量与外国鸦片输华量的对照表：表4-4

（续表）

本表据【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38～239页附表及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3页，表26编制而成。

从上表可以看到，截至19世纪20年代末，中国广州口岸流出入白银的趋势一直是入超的，只有极个别年度出超。从1800～1827年的27年中，鸦片输华量基本上稳定在一万箱以下，这表明，当时中国市场吸收鸦片的最大容量应在万箱左右，在这个数字上，中国大体上仍可有大约100万至150万两白银输入，中国财政还可以保持略有节余，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还可以保持出超（包括鸦片贸易）。但是从1827年以后，中国白银流出趋势，因鸦片大量输入而逆转，每年都有200万至400万两出超。问题的严重性也就日益暴露了。

就中英贸易状况考察，问题比上述情况更严重。

东印度公司在对华贸易中，很早就停止了输入白银于中国，这与鸦片大量输华有关。1805～1814年，1817～1820年，1821～1823年，1824～1834年，共24年中，东印度公司没有一块银元流进中国，这在1800～1834年的34年中占了34以上的时间，而上述广州白银的出口流向，主要是流入东印度公司和公司职员的口袋中。

以上仅仅是广州白银流出入的统计。就全国白银流入量来说，1814～1815年度，中国流向印度的白银已达120万余两，以后逐年增长，到1833年以后，每年流向印度的白银一直在370万两左右，而到鸦片战争前夕的1839～1840年竟高达6139万余两[6]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约占当时清政府全年收入的六分之一。

对于白银的外流问题，清政府有一个逐步认识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与鸦片大量输入、白银大量外流成正比例发展的。

嘉庆中叶以前，清政府的官方文件中，还没有对鸦片输入与白银外流之间的内在联系有所反映，[7]这与当时鸦片保持在每年平均4000余箱的情况有关。嘉庆十九年（1814）户部左侍郎苏楞额的奏折里，已经开始提到白银流出的问题：&ldo;今年以来，竟有夷商贿连洋行商人，藉护货夷兵盘费为名，将内地银两络绎偷运，每年约计竟至百数十万之多。&rdo;[8]但他只提是夷船偷运，还是没有提到鸦片与白银外流的关系。道光二年（1822）贵州道监察御史黄中模的《严禁海洋偷漏以裕民生折》中，已经模糊地感受到白银外流与鸦片走私有关：&ldo;臣更闻迩来洋商与外夷勾通贩卖鸦片烟，海关利其重税，遂为隐忍不发，以致鸦片烟流传甚广，耗材伤生，莫此为甚&rdo;。但他仍把白银外流的主要原因归之于洋商违反定例，以银收买洋钱与茶客交易。[9]这种认识是与鸦片尚未超过中国市场的吸收能力有关。因为在1822年以前，鸦片流入中国平均每年仍在4000箱左右。整个地说，中国白银就广州口岸统计，还处于入超阶段。

直到道光九年（1829），御史章源的奏折才第一次明确地指出鸦片走私与白银外流的关系：&ldo;至鸦片烟一物，流毒尤甚，该夷伪标他物名色，夹带入粤，每岁易银至数百万两之多，非寻常偷漏可比。&rdo;[10]这一年鸦片输入已达到16500余箱，超过了中国市场的吸收能力。所谓&ldo;每岁易银&rdo;，从统计数字来看，鸦片输华自1826年起已超过万箱水准，而1827～1829年，每年出超白银已在150～300百万之间了。从这一年开始，清朝的奏折、上谕中，便不断提到白银外流的日益严重，并越来越把白银外流与鸦片输入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了。

白银大量外流，直接影响到人民生活。因为中国是实行银钱两级币制的，白银外流，使银贵钱贱的趋势日渐严重。[11]人民负担也随之加重。银贵钱贱还影响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市场上缺乏支付手段的主要硬通货，这就使商业委顿，经济疲软。所以林则徐曾奏：&ldo;臣历任所经，如苏州之南壕，湖北之汉口，皆阛阓聚集之地，叠向行商铺户，暗访密查，佥谓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胜（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12]林则徐所说的苏州商业委顿，正是烟毒泛滥、白银被鸦片吸收的结果。早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时，包世臣就说到苏州吸烟之盛。他指出：&ldo;即以苏州一城计之，吸鸦片者不下十数万人[13]所以，到道光十八年（1838）林则徐途经苏州作调查访问时，出现这种情况，确非偶然。

烟毒泛滥，白银外流，对清王朝的财政收入是个十分巨大的威胁。朝廷内外的有识之士，对此早就十分忧虑。清廷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对此也感到十分紧张。在全国人民反对鸦片走私的强烈愿望和要求下，在一部分关心国计民生的朝野官员的呼吁禁烟的声浪中，清王朝不得不开始考虑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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