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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商业化与世俗化（第2页）

换言之，从忙与闲之间的互动，或者说从精神的高尚追求向物质的世俗享受的转向，不得不说是晚明社会风尚的一些新特点。

4.书籍出版的商业化

在晚明，商业化已经开始向书籍出版领域渗透。如明末所广泛流行的“评本书”，无非是为了适应当时读书人“求名”的风气，而那些精明的商人，却在及时适应这种时代风气的过程中而获利。正如归庄所揭示：“于是评语取多，不知其赘；议论取新奇，不顾害理；搜剔幽隐，抉摘琐细。乃有丹黄未毕，而贾人已榜其书名悬之肆中。”

又明末人陈仁锡的文章在当时也相当流行，于是就有一些山人游客或贾客借他的名头作伪，赝作充斥市场。鉴于此，他在自己编集征文时，专门声明此事。

在传统中国，读书尤其是读经、读史，所代表的是一种“博文”之事。所谓的“文”，其载体就是书籍。但正如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所言，晚明那些读书乃至写书人，对于写书或者读书，已不再抱有一种经济天下的职责，而仅仅是持一种“玩”的态度。所谓“玩”，当然就是传统所谓的“玩物丧志”之“玩”。若将其作一更加准确一点的解释，玩者，就是“喜而弄之之谓”。与这种心态相适应，在晚明广受读书人和一般民众欢迎的《千百年眼》、《史取》，以及钟惺的《史怀》、屠隆的《鸿苞》、陈继儒的《古文品外录》、李贽的《藏书》，写作乃至出版的目的，无不是为了“供人之玩”。

显然，一至晚明，即使是经、史一类的专门著作，也多带有娱乐化的倾向。

商业化向图书出版领域的渗透，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载籍之滥。明人何良俊说：“今小说杂家，无处不刻。”

吕坤也由衷感叹，“古今载籍，莫滥于今”。而这种图书泛滥的表现，就是书籍种类的增多，除了有益于社会与道德秩序的书籍之外，出现了很多商业性的甚或迎合人们消闲生活的书籍。吕坤将晚明出版的书籍归为下面九类：一是“全书”，如《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二是“要书”，如《四书集注》、《五经集注》、《通鉴》；三是“经世之书”，此类书当时务，中机宜，用之可以物阜民安、功成事济；四是“赘书”，言虽近理，但掇拾陈言，不足以羽翼经史；五是“益人之书”，如医、技、农、卜一类之书，可以养生防患，劝善惩恶；六是“无用之书”，此类书无关于天下国家，无益于身心性命，语不根心，言皆应世，而且还会妨碍当世之务；七是“病道之书”，如佛、老、庄、列一类之书；八是“杂道之书”，如迂儒腐说，贤智偏言；九是“败俗之书”，如淫邪幻诞，机械夸张之类的书。

毫无疑问，为了适应商业化的需要，“无用之书”、“败俗之书”的出版却是日渐增长、日新月异。

吕坤所说的“败俗”之书，其实就是指小说、戏文两类。然自明代中期以后，坊间所刻或所卖，尽是小说、戏文，而且书商藉此“射利”。这些小说、戏文经过商业化的鼓噪之后，已经完全深入民间大众百姓之中。在明代，南方民间百姓聚在一起，就喜谈“汉小王”（按：指光武帝刘秀）、“蔡伯嗜”（按：指蔡邕）、“杨六使”（按：指杨文广）；而北方的民间百姓聚在一起，就谈论“继母大贤”一类的事情。无论是农民，还是工匠、商人，全都将小说、戏文抄写、绘画，家家收藏此类书籍。尤其是那些痴呆妇女，更是酷爱这些戏文、小说，以致有人将小说、戏文称之为《女通鉴》。士大夫对这些大众化、商业化的作品也是喜爱有加，不以为非，认为有“警世”的意义，

从中推波助澜。

5.商业对社会交际的冲击

商业化及其相关的财富对当时风俗的影响，明末的一部小说《鼓掌绝尘》曾有过一段深刻的揭示：“看来如今的风俗，只重衣衫不重人品。比如一个面貌可憎语言无味的人，身上穿得几件华丽衣服，到人前去，莫要提起说话，便是放出屁来，个个都是敬重的。比如一个技艺出众，本事泼天的主儿，衣冠不甚济楚，走到人前，说得乱坠天花，只当耳边风过。”

社会上人们的交往，仅以衣冠取人，不凭真实本领，说到底还是金钱在起作用。

在人们理想中的古代社会交际，应该是“其交也以礼，其接也以礼”。但在晚明的社会交往中，从闻阎乃至官府，一切交际都是以银与筐篚代替礼。即以仕宦阶层的社会应酬为例，无不充满着金钱的铜臭气息，诸如：官员到任，有“贽礼”；离任，有“别礼”；岁时，有“节礼”、“年礼”；平日起居，有“候礼”；燕享，有“席礼”；在旅途上，又有“程礼”。

官员之间一见面，说的是甘言脆语，尽拣好听的说，甚至不乏互相吹捧，行的则是鞠躬的大礼，互相拉着手，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但从内心来说，略无一点诚意，甚至还不乏尔虞我诈之心。

民间的社会交际，原本应是一种温情的礼仪，其中所蕴涵的理应是互助之“义”。自正德、隆庆以后，这种正常的社会交际，却成了一些人渔利的借口，当时人称之为“打网义”，名义上还是有一个“义”，实则为了“网利”。网利的借端不一，如祝寿、暖房、贺字、完婚、会妆，都是很好的借口。尤其是“漫天网”与“清水网”的出现，更是将这种赤裸裸的渔利目的暴露无遗。所谓“漫天网”，就是仅仅听说过某人之名，或与某人有一面之交，就借口祝寿、完婚，发帖邀请，其贪求本来就是为了对方的贺礼。所谓“清水网”，就是借上述种种名头，请人赴宴，最后一算，反而破费多而馈赠少，所入不抵所出，恰好似竹篮打水一场空。

在商业的冲击下，只有金钱才能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求人难，是当时人们的一种普遍感觉，只有锦上添花，却无雪中送炭。人一有了难，即使亲骨肉，也会深藏远躲，即使是相知的朋友，也会绝交断义。从世情上看交朋友之情，也尽都是虚情假套。有钱时，今日与张三哥贺喜温居，明日与李四弟祝寿送号。等到运蹇时乖，就不要说认不得人，即使打个照面，也是正眼不瞧。时风无不以金钱为价值导向。人们敬的是有钱人，看不上的是穷汉。人有了钱，邓通说话也新鲜；人有了钱，即使是白丁也可以做官；拐子有了钱，走起歪步来也好像合了款；哑巴有了钱，打出来的手势也觉得好看。在宴席之上，年纪可以不论大小，只要是衣衫整齐甚至衣冠楚楚，就是尊者，就可以坐上座。谓予不信，那么你可以看一下晚明社会中的各色酒席，席上总是先将酒敬有钱人。

6.城市夜生活的出现及生活的娱乐性

按照传统的观念，认为人家“夜饮晏起”，乃是奸盗所由起的原因。

所以，传统的家教，总是教导自己的子弟，早睡早起。可见，由农业社会所决定的生活方式，其典型的代表就是农民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所谓的夜生活根本无从谈起。

值得注意的是，在晚明，不仅是在城市中已经有了夜生活，而且这种夜生活已经影响到了江南的一般市镇。如浙江桐乡县的青镇，其俗崇尚奢侈，“夜必饮酒”。

晚上聚饮之俗的形成，说明夜生活已经开始向一些比较发达的市镇渗透。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最流行一句俗语，就是“玩耍无益”。其实，一个人在少小之时，玩耍尽得乐趣，却只是不知是一种乐趣而已。一等长大，或是求名，或是觅利，将一个身子弄得忙忙碌碌，再也无从去偷得一时一刻之闲。直到功成名遂，那时却已是须鬓皤然，即使想要玩耍，也没了兴致。还有一些不得成遂功业的，早就一命先亡了，这实在是白白忙了一生。正是有鉴于此，明朝人才认为，善于逢场作戏，也是一句“至语”。只要是识得悲乐相为倚伏的道理，并非乐不思蜀或者流而忘返，大可逢场作戏，甚至及时玩耍或行乐。

于是，娱乐已成了当时的时尚。当时有一客人问黄省曾：“今之天下，奚其尚？”黄省曾答：“富贵淫乐焉尔。”黄氏进而认为，从市场就可以看出晚明生活的时尚所在。他又记道：“今之市也，玩宝盈箧，珠翠盈囊，绣绮盈轴，色艳盈室，丝竹盈架，珍错盈列，皆富贵淫乐之具也，所以趋天下之尚者也。”

即使是在北方的一些边地，也是广修娱乐场所，以适应人们追求娱乐的需要。像杭州西湖、苏州虎丘、南京秦淮、扬州二十四桥或者一些天下大码头，遍布茶舍、酒馆、妓院这些娱乐场所，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至于像蓟镇之“赛西湖”、宣府之“饮酒楼”的崛起，

无疑就是生活趋于娱乐化的最好例证。

7.商人社团及其特点

商业的繁荣以及由此而来的商人势力的增大，必然导致商人社团的出现。明代商人为了应付朝廷的税收及其相关事务，上自绮、缎、布帛，下至鱼、肉、果、菜，每行大多有自己的行业组织。无论是额定必须缴纳的官税，还是在场、务现纳之税，商人均通过自己推举的“总办”一二人负责其事。因此，其惯行之例是地方官向行总要税，而行总再向各行摊派。

商业行会组织的功能就在于此。

明代中期以后，商人社团已经跳出了原先简单的行会特色，进而成为商人保护自己利益的自觉性的团体。如委吾山的商人在上河经商的商人，已达20家，虽是同行，且又同乡，但一直是处于一种相对涣散的状态，无法形成互相帮助的团体力量。于是，在周柱峰、殷三洲两人的倡导下，他们通过“会银”这种传统的合会之法，将这20家商人结成一会，使资金可以“圆转流通”。此会每年三次聚会，会时有饮，中有约制数条，而其宗旨则以“佑掖之义”相劝。

商人社团一出现，就明显体现出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文人、士大夫结社或民间社团的特点。它首先证明了这样一个相对通俗的道理：义以利兴，而利更可以资义。其次，在传统的社团中，每当聚会时，座次的排定，往往遵循的是尚齿或尚爵两条准则。而明代商人社团中座次的编排，则完全体现了一种赤裸裸的金钱特色，也就是以资产的多少来排座次。如真州“诸估为会，率以赀为差。上贾据上坐，中贾次之，下贾侍侧”。

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二）俗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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