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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称谓录（第4页）
朋友之子称父执辈为“友伯”或“友叔”，而自称“友侄”。对同辈，就以齿序相称，如“友兄”或“友弟”。子与子相称，为“世兄”、“世弟”；称父执辈为“世伯”或“世叔”，而自称“世侄”。
七民间一般称谓
明代民间日常口语中，其中的自称，以北方人最有特点，一般自称“嗜”，或作“咱”。又有自称“俺”者。据说此称原本是柬埔寨人的自称，后来才传入中国，成为很多北方人的自称。
在明初，民间称谓流行“秀”、“郎”二等。《公余日录》载：“明初闾里称呼有二等，一曰秀，一曰郎。秀则故家右族颖出之人，郎则微裔末流群小之辈。称秀则曰某几秀，称郎则曰某几郎。人自定分，不相逾越。”这是元末江南的旧俗。如一般记载中元末江南富敌天下的富翁沈万三，又称“沈三秀”，小说《水浒传》中有“武大郎”与“武二郎”之称，均是其例。
同姓之间，以“家”相称，这是明代民间称谓上的习俗。如上引沈治先称沈眉生，即称“家眉生”。
从起源上讲，古人即已有称“家”的例子。如杨修《答临淄侯笺》云：“修家子云，老不晓事。”称家之滥，则始于明代中叶。另外，明人对师事之人也称“家”。如何良俊在文徵明家中清谈，常听文徵明称“我家吴先生，我家李先生，我家沈先生”，所指即他师事的吴宽、李范庵、沈周三人。
称他人父为“尊甫”。如韩愈《送湖南李正字序》云：“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盐铁。”可见，“甫”字或作“府”，又可作“父”。称他人母为“尊堂”。如陆士龙《答车茂安书》云：“尊堂忧灼。”这种称谓惯例，在明代仍袭行不改。
替人作诗文集序或墓志铭，文末署名，对同辈一般自称“同学”，或自称“友人”、“友弟”。如赵赏元为杨继益所著《燕寓偶谈》一书作序，就自称“通家治弟”；王行可为此书作序，则自称“友弟”。所谓“通家治弟”，其中的“通家”，说明两人之间在父辈以上有过交谊，“治”说明自称者又为被称者属邑之民。所谓“友弟”，关系就较为亲近，可以朋友、兄弟相处。有时也称“后生”，显得较为雅观。如沈周《沈石田全集》内附唐寅和诗，自称“后生唐寅”。对于前辈，当自称“后学”，或称“后进”、“通家子”。不过，在明后期，多流行自称“眷弟”、“眷侄”、“眷晚生”。
在明代，无论是称他人，还是自称，有很多称谓都是表示一种客气。如称他人之妻，为“尊阃”；称他人之妾，为“尊宠”，又称“盛宠”、“令眷”；称他人之子，为“令郎”；称他人之女，为“令爱”，又称“令媛”、“令爱玉”；称自己之妻，为“拙荆”，又作“房下”；称自己之子，为“豚犬”，又作“豚儿”。
给人写信，一般称同辈为“仁兄”，表示自谦。此二字始于《后汉书·赵壹传》，为赵壹称皇甫规时所用。唐颜真卿《祭侄文》也有此称，则是指己之兄。与此相应，自称则为“愚弟”。不过，在过去也有称同辈为“仁弟”的例子。如《孔丛子》下卷《与从弟安国书》，称安国为“仁弟”。此二字他处却未见，颇觉出新。在明代，“贤弟”一称倒有例可寻，不知“仁弟”犹有遗存否？俟考。
士大夫中所广泛流行的称“老”习气，同样影响到了民间的称谓。隆庆、万历以后，即使黄发孺子，也纷纷以称“老”为荣，如“老赵”、“老钱”之类。更可笑的是，那些帮闲一见到有权势的官员，就“大老官”、“二老官”的乱叫。
明代妓院内，也有一套相对比较固定的称谓。院中仆婢，一般称妓女为“娘”，外面的人则称妓女为“小娘”，而假母（即鸨儿）传话，也称妓女一声“娘儿”。有客人光临，就称客人为“姐夫”，而客人则称假母为“外婆”。
八家庭血缘称谓
在传统中国，父子之间的称谓，并不仅仅限于生身关系。如《尔雅》中，就将父之兄弟称为“从父”，又称兄弟之子为“从子”。此外，孔子删《诗》，有“宴享父兄”之章，其中之“父”，就包括伯、叔而言；又如《礼记》、《春秋》所记，天子称诸侯为“叔父”，周公谓鲁公自称“吾成王叔父”，也是“叔”、“父”并称。这显然都是本称。但在明代，已俗称父之兄为“伯”，父之弟为“叔”，兄之子为“侄”。
在仕宦家族中，儿女称呼父母为“老爷”、“奶奶”。汤显祖所作戏曲《牡丹亭》内游园一出，杜丽娘云：“这般景致，俺老爷奶奶再不题起。”即可为例。在松江，士大夫年未四十，即称“老翁”。奶奶年未三十，即称“太太”。可见，在江南，儿女又称父母为“老翁”、“太太”。
而向他人自称其父，则用“家严”。这个称谓出自《易》。按《易》家大人之篆云：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可见，父既可称严，母也可称严。称别人家的长子，则为“主器”。此称也源自《易》。《易》序卦于震之后，说：主器者，莫若鼎。故授之以鼎，意思是说震为长子，可以主祭，并非说长子是主器。
换一个角度，父称子，昵称有“保保”，贱称有“犬子”。在明代，父母爱惜其子，称之为“宝宝”，意思是说爱惜他如珍宝一般。宝宝，也作“保保”，或作“阿保”。关于“保保”一称，人们误以为是“保抱护恤”的意思。其实，保保是元人尊重的称谓。如称丞相为“王保保”。又《元史》中又勇士“洪宝宝”。另据《草木子》，明初曹国公李文忠，也称“李保保”。在明代，又称自己之子为“犬子”，又称“豚儿”，总称“犬豚”，意思是借助“贱之”，使孩子便于养活，与阿狗、阿猫之意同。称兄弟之子，为“犹子”，意思是犹如己出之子。
在一个家族或戚属中，血缘称谓也有固定模式，并因地域方言不同而有所差异。下面主要举北京、南京、苏州、福建、广东为例，对这种血缘称谓给以适当介绍。
在北京，祖父称“爷”，祖母称“奶奶”；父称“爹”，又称“别”（平声，疑即“爸”），又称“大”，母称“妈”；父母称子为“哥哥”，称女为“姐姐”；公婆称儿媳为“大嫂”、“二嫂”；儿媳称公为“爹”，称婆为“妈”；女婿称妻父为“爹”，妻母为“妈”；外甥称母之父为“老爷”，母之母为“姥姥”，称舅母为“妗子”。
南京称父为“爹”（迭平声，俗呼打平声），或称“爷”；称母为“嬷嬷”，俗又称“妈”，或称“孃”。
苏州一带，称父为“爸”（音霸，讹而为拜之平声）；称母为“谜”。
福建人称父为“郎罢”，称母为“郎奶”。
在广东，子女称其祖父为“亚公”，祖母为“亚婆”；称父为“爸”，又称“爹”，称母为“妳”，也称“妈”；父母称子为“屎哥”，称女为“屎妹”；媳妇称公为“大人公”、“家公”，称婆为“大人婆”、“家婆”；称母之父为“外公”，阳春人称外祖父为“翁爹”，高明人称外祖父为“公低”；称母之母为“外婆”，阳春人称外祖母为“婆爹”，高明人称外祖母为“婆低”；称母之兄弟为“舅父”，母之兄弟妻为“妗母”；称母之叔伯父为“叔公”。叔伯母为“叔婆”；孙称祖母之兄弟及妻为“舅公”、“妗婆”。
在江苏宜兴，兄又称为“况”。
这种称谓也有本源可寻。如《广雅·释亲》云：“兄，况也。”何逊《赠江长史别序》云：“况事兼年德。”况事，犹称兄事。一般说来，在姒、娣、妯中，为长少相呼之称，年长者可称“姒”，年少者则称“娣”。
两家联姻，一般称“亲家”。如明人焦竑在与何氏结姻亲的婚书中，其中即云“恭维尊亲家先生大人阁下”。
此即为例。
在明代江南，官宦人家门下养着很多奴仆。这些奴仆称本家主人，比较谨饬一些的，就称“家主人”。但当时的奴仆大多喜欢尊称他的主人，一般称“家老爷”，而主人也乐意他们这样称呼。
从明代称谓的风气及其变迁中，大体可以看出以下三点：
一是尚古风气的盛行。在明代，时尚与尚古往往同时并存。在服饰或其他社会生活时尚化的过程中，同是也出现了尚古的风气。在士大夫的收藏生活习俗中，固然不乏以收藏时玩为风雅者，但多以收藏古玩为生活雅致的一种表现。尚古风气所及，官名以古称为雅，
甚至在相当正规的官府衙门的题名碑上，也出现了以古官名为雅或皇帝好用古官名称臣下的例子。
而地名也如此。如称苏州为“姑苏”，南京为“金陵”，绍兴为“会稽”，如此等等。此外，还存在着称地名别名的风气，如称昆山为“玉峰”，称江阴为“澄江”，称常熟为“虞山”，称杭州为“虎林（”或称“武林”）。这当然可以说是谈次掉文，书生习气，但也反映了当时在称谓上的一种社会风气。
二是称谓等级礼仪制度的日趋败坏。举例而言，在古代，只有师、父兄、长者才可称“先生”。而在明代，同辈、后进、医卜、商贾、舆台皂隶均称“先生”。又如“相公”为秀才的尊称，后来胥吏也称“相公”。此外，甚至椎油、作面的佣夫也称“博士”，剃工也称“待诏”。
三是在称谓中，为了追求雅古，养成一种虚伪的套子，甚至背义而称，令人发噱。如“眷”字，原本指亲属，有时同姓也可称“眷”。而在明代，不论有无亲谊，不论是否相识，书刺称谓一律用“眷弟”、“眷晚生”。这个“眷”字不但没有着落，而且最为可笑，甚至是一种不分亲疏的滥用，其本质无非是社会礼仪风尚的虚伪、做作。按照中国的传统，生称“名”，死称“讳”，自古已然。只要看一下古代著名的文人所写的关于亭、堂之类的记文中，一般都说“公名某”；而在一些志铭、神道碑中，则称“公讳某”。但明代民间，已经有很多人并不知晓此意，见到人以后，就问道：“尊讳”，答人者也说：“讳某”。又“寿堂”一称，原本是指丘墓祭祀之处，但在明代民间，确有一些人称人之母为“寿堂”，以为是对他人的崇敬。
所有这些民间的俗称，反而失去了古时稳实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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