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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服饰制度与社会风尚（第4页）

在红、白颜色之中，除了表中所列之外，明代还有许多新的名称。如纯白，称为“玉带白”；深红，称为“宫锦红”；淡红，称为“醉仙颜”。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不少色彩，均是到明末才得以出现。如石蓝，至明末在南京才出现；又如在明宫中，织染局也创制了海天霞色，似白而微红。

当时服饰面料的色彩，真可谓是五彩缤纷，争奇斗艳，无疑有利于民间服饰生活的多样化。

表2明末江南丝绸染色比较

资料来源：范金明、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第383页。

明代刺绣工艺的发展，同样为明代服饰的丰富多彩奠定了基础。明代皇帝、太子、后妃以及各级官员服装的花纹，均用刺绣制作，皇家有“丝绣作”等机构，专绣龙袍与官服。与此同时，民间的刺绣工艺也得到了长足的进展，而且出现了不少著名的刺绣艺人，其中最堪称道的是顾绣艺人韩希孟、浙江浦江的倪仁吉，以及邢慈静、董小宛、薛素素、王月等十余人。

这种刺绣工艺的发展，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人们在服饰上追求美观的心理要求。

（二）服饰风尚的新动向

明代中期以后，服饰风尚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僭礼越分

等级制度一旦被打破，僭用服饰也就随之习以为常。僭用之风首起于缙绅内官，大张于教坊妇女，其风流被民间百姓。正如明人张瀚所言：

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画一之法。代变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如翡翠珠冠、龙凤服饰，惟皇后、王妃始得为服；命妇礼冠，四品以上用金事件，五品以下用抹金银事件；衣大袖衫，五品以上用纻丝绫罗，六品以下用绫罗缎绢；皆有限制。今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是皆僭越无涯，逾国家之禁者也。

事实正如张瀚所言。以蟒服为例，明代品官服饰，原无蟒服的制式。

自成化、弘治以后，内外官员均以穿蟒服为荣。蟒原指大蛇，为蛇属，非龙类。蟒无角无足，龙则角足俱备。但当时官员所穿蟒服，大致多为龙形，而非蟒相，名为蟒服，实则龙衣。

不仅品官穿用蟒服，到了后来，就连内官（太监）也乞讨蟒服。

不言而喻，蟒服的出现，及其图案由蟒形变为龙相，就不仅仅是一般的服饰僭妄，甚至是对至高无上的皇帝权威的冲击。在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只允许官员在下雨天带雨帽。至天顺年间，官员却擅自创制雨衣，而且面料相当精致，系用红毡制成，称“红毡雨衫”。

再说方巾、峨冠，原本法天地之方圆，为士绅之藻火，根本不允许市井之人服用。但到了晚明，“下至台舆厮役之贱，俨然周弁章甫之华”。

即使一些佣书之流，也公然“儒冠儒服”。

换言之，并未读书也没有科名的一介小民，尽管一丁不识，但在骤获资财之后，也开始不安心于原本所戴的“小帽”，也是“巍然峨其冠，翩然大其袖，扬扬平康曲里”。有人问他们所戴何巾？他们答：“银招牌也。”一个暴发户，戴上方巾，就可以去青楼假充斯文。至于一般百姓，也戴上方巾，仅仅是将它称作“省钱帽”。如果一人侥幸中了科举，他的宗族姻亲也无不改戴儒巾，称为“袭荫巾”。因此，当时的谚语有云：“满城文运转，遍地是方巾。”

其实所说就是方巾太滥。

对教坊司乐工、乐妓的服饰，朝廷屡有禁令，限制其僭用。不过从天顺年间以后，禁令已形同虚设，僭用已习以为常。他们穿的衣服，多用纱、罗、绫、缎、遍地金锦，首饰则用宝石珠翠。衣服花样五花八门，有蟒龙、飞鱼、斗牛、大鹏、狮子、四相宝花、大西番莲、大云等，颜色则有姜黄、柳黄、明黄、玄色、绿色等。紫、红二色，原在严禁民间百姓穿用之列，但在服饰中也成了相当平常的东西。甚至有些老百姓穿着皮靴，大模大样地走入紫禁城中。

概言之，晚明服饰僭拟无等者，若以人群来分，则以勋戚、内官、妇人这三种人为最盛；若以地域为别，则以北京为最盛。如公、侯、伯旁系支子，不过是散骑舍人，官衔也只有八品，但家居或罢废之后，都穿麟服，系金带。其他戚臣，如驸马之庶子，照例等同于齐民百姓，但衣饰也与勋卫一般，甚至穿“四爪象龙”的衣服。在京内臣，家道稍富者，就穿似蟒或似斗牛的衣服，名为“草兽”，金碧晃目，扬鞭长安道上，无人敢问。至于一些王府的承差，已经奉旨赐飞鱼衣服者不必说，即使没有赐服之人，也私自“被蟒腰玉”，恬不为怪。而在外之士人妻女，更是“相延袭用袍带”。在北京，即使至贱如长班，至秽如教坊司，他们家的女子外出，也无不“首戴珠箍，身被文绣，一切白泽麒麟飞鱼坐蟒，靡不有之”。

2.服饰由敦朴转向好美

奢侈是晚明城市社会风尚的基本特点，即使家无担石之储的庶民百姓，也要刻意打扮，装饰门面。在等级制与礼教的束缚下，明初俗尚敦朴，视为当然。无论是诸生士子，还是市井小民，无论是去学校，还是去市肆，都穿一布袍，十分俭朴。布袍的色彩，士子为素色，市井小民为缁色，不过随冬夏寒署时令的更迭，稍加更换。即使那些殷实的家庭，穿着稍为华美，也不过是将薄缣纱制成衣服，平时藏在箱笥中，等到吉礼嘉会等重要场合，才拿出来穿用。过后，又收藏如故。到了晚明，俗尚奢侈，衣服也追求华美，凡衣必用绮纨制成，如果有人不这样，还穿着布袍，反而会被市人嘲笑羞辱。

这种奢侈之习，倡导于士大夫。如有名臣之誉的张居正，性喜华楚，穿衣必“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据当时的礼部尚书陆树声亲眼所见，张居正请陆氏至内阁吃饭。在吃饭中间，侍者拿着鬃刷不时替居正刷鬓。最令人称奇的是，一顿饭的工夫，张居正所穿衣服就换了几次。

当时徐泰时正好在工部任职，家中也素封。每当有客人来访，就一定要先知道客人的穿戴，然后才披衣接待客人，“两人宛然合璧，无少参错，班行艳之”。于是，在当时的士大夫中形成一种“侈饰相尚”的风气。

在明初乃至中期，皇帝的近体衣服即内衣均用松江所产的三梭布制成。明成祖所用红纻丝拜裀，立脚处也不过是红布，而非绫罗绸缎。

到了晚明，一些富贵佻达子弟甚至用纻丝绸缎做成衣裳的裩显然已是暴殄过分，奢华至极。而有一些仕宦家的内人，所戴珠冠，造费达银400余两，甚至有花费千两银子者。所用珍珠，也是“粗巨异常”。

这种服饰追求奢侈的风气也影响到有“穷秀才”之号的读书士子。如秀才的襕衫，一向是用炼熟苎布制作。万历年间，已有人改用湖罗衫。到崇祯时，用湖罗制襕衫已相当普遍。当时如有人用素绉纱做襕衫，就会被人耻笑。

明初服饰的俭朴之风，与朱元璋刻意维持的小农经济是桴鼓相应的。在当时的经济状况与等级制度下，只有皇帝、皇室和官员及其家属才有资格享用华美的服饰，才可穿用绫罗绸缎，乃至戴金银首饰，而这一切无非是为了维持观瞻，也即保持朝廷的脸面。而明代中期以后服饰风尚对华美的追求，无疑是商业繁荣以后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是为了维系个人的脸面。

3.厌常斗奇，服务新巧

服饰的等级制度一旦被冲破，随之而来的是服饰的僭用与对华美的追求。服饰追求华美，势必产生一种厌常斗奇的心理，并对服饰式样随时进行革新。

不妨拿河北大名府作例子。当地老百姓的衣服式样颇有特色，一件衣服上下分成两种颜色，甚至用马尾织成裙子穿用。

又明人于慎行记山东东阿，里俗以牦为裙，着长衣下，令其蓬蓬张起，以为美观。若无牦，就用竹做围衬。

事虽属可笑，但也反映出明人在服饰风尚上求奇、求新、求巧的心态。

服饰革新的结果，导致服饰的多样化。与明初整齐划一、等级分明的服饰不同，明中期以后的服饰已是花样翻新，众采纷呈。缙绅士大夫很热衷于创制服饰新式样。据记载，张悦任都察院佥都御史时，就身穿“马尾衬裙”。

张悦为表率百僚的显官，却身穿市井浮华的服饰，说明服装式样革新已是一种趋势。士大夫闲居，平常所穿，出现了曳撒、程子衣、道袍三种式样，总称“袴褶”，是一种戎服。袴褶的式样，或短袖，或无袖，衣服中间有折断，分为上下两截，下截有横折，再下面又有竖折。袖子长的，称为曳撒；腰中间折断，再加一道横线，称程子衣；无横线的，则称道袍，又称直掇。此后，又感到程子衣、道袍过于简单，士大夫宴会时，都改穿曳撒。

4.流行色彩、面料与“时世装”

晚明服饰日新月异，出现了一些流行色与流行面料。据史料记载，明末的流行色彩有水红、

金红、荔枝红、橘皮红、东方色红、水绿、豆绿、蓝色绿、天蓝、玉色、月色、浅蓝、墨色、米色、鹰色、沉香色、莲子色、铁色、玄色、鹅黄、松花黄、葡萄紫等2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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