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燕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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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江湖之人（第2页）

打行有时专门替人扛打。如果某人与他人有仇，打算进行报复，常常可以在暗地里贿赂打行中人，约好在某一天，在冤家所在或路过的地方，“徉相触忤”，故意寻衅，如果起而反抗，那么打行中人就群起殴之。有时打行中人又以不根之辞诬陷他人，再以他们的同党出来作为证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受害人不出金帛谢罪，此事就无法解释清楚。

其二，诳骗偷盗，专门在街上“撞六市”。有时候，他们碰到乡下人持物入城做买卖，就设计诓骗，到了偏僻之处，就半骗半夺；有时候，他们白天在地方上偷盗东西，被人识破，扭送官府，路上刚好遇到打行同党，就乘机救解脱逃，而扭送者反而受到他们的侮虐，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炒盐豆”。

其三，打行中人大抵是一些侠少，中间选一些有勇力之人为头领，重报复，抱不平。这种无赖的做法，使打行中人给人狰狞可怕的感觉。但打行中恶少所行之事，有时也极巧慧，每每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据记载，当时有一僧业医，颇有赀财，但很吝啬，因而打行中的少年很厌恶他，准备好好作弄他一番。于是，让一妓打扮成少女，前去勾引这位僧人，最后狠狠地敲了他一笔。

其四，打行中人有时又充当阉党余孽的打手，参与政治。此时的打手，又可称为“青手”。如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入北京城，明亡。此时的南京，闻变以后，举行了一个哭临的仪式，阉党余孽也想随班行礼。于是复社中的一些志士草了一个檄文，攻击阉党。阉党余孽大为气愤，就雇募了数十名“青手”自卫，似乎有侮辱诸生的意思。为此，复社中徐武静与张子退二人，各率东阳、义乌的力士戴宿高等，也手执白棒，大白天在街上搜索行走，遇到青手，随即击逐。因此阉党余孽不敢轻举妄动，凌辱诸生，而士气由此大振。

此外，打行中市井恶少也采用“紥火囤”的方法诓骗财物，武断坊厢间。紥火囤，宋时称“美人局”，清代称“仙人跳”。有一诗专说紥火囤之害，引述如下：

睹色相悦人之情，个中原有真缘分。只因无假不成真，就里藏机不可问。少年卤莽浪贪淫，等闲踹入风流阵。馒头不吃惹身膻，世俗传名紥火囤。

所谓紥火囤，就是一些奸诈之徒，从世上这种男贪女爱的风情上面，想出一些题目来。他们用自己的妻子，或有时压根儿不是妻子，而是用娼妓假扮妻子，装成圈套，引诱良家子弟，一等成就好事，就率领光棍打将进来，诈他一个小富贵。此谓之“紥火囤”。

嘉靖三十八年（1559），应天巡抚翁大立到苏州上任，发檄给府县官员，要求他们捕治打手，严加督责，反而引起打手的变乱。

经过这一次变故，苏州打手的势力渐损，但并没有被消灭。自此以后，打行的势力逐渐转移到松江、嘉定一带。如明末嘉定人侯峒曾就说：“打行薮愚，敝邑为甚。小者呼鸡逐犬，大者借交报仇，自四乡以至肘腋间皆是。”

显然，在明末，嘉定县不但成为打手的渊薮，而且遍布城乡各地，势力颇为繁盛。

至明末，打行的活动也有所变化。当时由于官府追赋急迫，百姓无法缴税，时常有挨杖之苦，于是一些无赖就专门开设“打行”，

实行垄断，代人挨板子，而且定有时价，一般每挨一板向人收银二钱。

三讼师、讼棍与访行

讼师又叫“讼棍”、“讼鬼”、“扛棍”。

说其为“棍”，说明这些讼师颇有些无赖习气，是明代无赖阶层的一部分；说其为“鬼”，无疑也证明这些讼师本领阔大，似乎有翻云覆雨的本事。包揽或者起灭词讼，扛帮他人打官司，从中获利，这是讼师的职业特点。

（一）衙蠢

讼师的活动，无疑离不开衙门中的胥吏、衙役的暗中支持，而衙役人的活动，也就成为一种“衙蠢”。靠公门吃饭的人，在明代名色众多，除了胥吏之外，衙役之人，分别有门子、牢子、禁子、库子、巡栏、弓兵、皂隶、防夫、馆夫，大多是一些杂役人员。明人陈铎就这些衙役人员，都一一作了歌曲，予以描述，最能反映这些衙役的生活乃至习性，详细引述如下：

描眉掠鬓精神，铺床叠被殷勤。献宠希恩事因，虚名承认，看门那里看门。（门子）

当官待立公堂，归家欺侮街坊，仗势浑如虎狼。军牢名项，一生那到监房。（牢子）

巡更不离梆筹，收监先讨灯油，作伴常陪罪囚。牵枷扯杻，逐朝不得停留。（禁子）

赃罚常有收积，官员自判封皮，出纳虚担是非。甘当重罪，他人却讨便宜。（库子）

通识各色牙行，能缉漏税钱粮，常吃无名酒浆。诸般阻挡，瞒官却放猪羊。（巡栏）

充徭本是乡民，承批不惯拿人，应役却非正身。游食光棍，积年久占衙门。（弓兵）

锡牌出入随身，雉翎斜插头巾，多半村乡揽民。甘心招认，随衙办纳柴薪。（皂隶）

收拾锁漋刑罚，安排吊拷掤扒，说念关津递发。通些私话，登时打做一家。（防夫）

只凭应付寻钱，也须接递当先，比避笞鞭向前。总然通辩，不过养马撑船。（馆夫）

从上述歌曲中可知，衙役人员，实也可以分为以下两类：一是凭借衙门中所掌公事便利，有油水可捞者；二是纯粹的杂役人员，辛勤苦劳，实是服差役。

衙蠢在元末明初即已存在。如明太祖朱元璋就列述了野牢子、小牢子、主文、帮虎等几种，将他们都归入“逸夫”之列。经朱元璋的严厉整治，衙蠢问题一度沉寂。至永乐以后，衙役又变得肆无忌惮了，从而使衙蠢再一次成为一大社会问题，衙蠢之害也就成了明代的政治陋俗。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朱棣在《殿灾宽恤诏》中，就说到诸衙门中的吏卒、弓兵、皂隶、牢子，“多有久恋衙门，连年不替，专一浸润官长，起灭词讼，说事过钱，虐害良善者”。

至宣德时期，在明初即已存在的衙役“帮虎”，又开始变得活跃起来。他们成为一些钦差官员的鹰犬，帮助这些钦差鱼肉百姓。

一至正统十四年（1449），英宗在《南京殿灾宽恤诏》中，又一次说到这些吏卒、弓兵、皂隶、牢子，“多有积年民害，久恋衙门，父子兄弟更相出入，专一起灭词讼，把持官府，说事过钱，虐害良善”。

成化年间，这些号称主文、书算、快手、皂隶、总甲、门禁、库子的衙役，似乎更加张狂，除了“说事过钱，把持官府，起灭词讼”之外，还洒派税粮，“买放强盗，诬执平民，陷害良善”。

明代官员在衙门审案（选自《人镜阳秋》）

关于衙役之害，明代奇书《金瓶梅》中也有比较形象的记述。如在小说第9回中，就说到有一位诨名叫“李外传”的人，专门在府县衙门前揽些公事，往来听气赚钱使。“若有两家告状的，他便卖串儿；或是官吏打点，他便两下里打背”。所谓“打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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