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燕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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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商贾百工（第2页）

商人求利，目的多是为了甘食美服，甚而借金钱取悦燕姬赵女，过一种偎红倚翠的生活。徽州大贾，以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至于像那些仅有二三十万资产者不过是中贾而已。相比之下，徽州商人比较奢侈，而山西商人则较为节俭。不过徽州商人也只是在娶妾、宿妓、争讼诸方面挥金如土，而在自己的衣食上还是相当菲啬，甚至被四方之人传为口实。

徽州商人为人吝啬，在明代是出了名的，话本小说多所刻画，不必多说。他们平常过日子相当节俭，一个铜钱分成八个子花。家里臭猪油成坛，肉却不买四两。即使大熟之年，米只需五钱一石，他们也只是吃些清汤不见米的稀粥。菜肴更简单，不是盐豆，就是咸鸭蛋。从瓶中倒出几粒盐豆，或吃半个威蛋，权充一餐菜肴。徽商在外面却又要装饰体面，惯去闯寡门，吃空茶，假耽风月，见一个略有颜色妇人，便看个半死。至于嫖娼讨妾，徽商个个一掷千金，决不吝啬。

在徽州商人中，盐商是最为富有的商人，关于他们的生活，明人陈铎与薛论道各有一首以《盐商》为题的歌曲，可以反映盐商的“风月”生活。歌曲道：

下场引方才告缴，脱空钱早已花销。衣冠假儒士，风月花胡哨，那里也十万缠腰。累岁经年守候着，将到手支头欠少。

花乡酒乡，处处随心赏。兰堂画堂，夜夜笙歌响。五鼎不谈，三公不讲；受用写芙蓉锦帐，粉黛红妆。江湖那知廊庙忙？舞女弄霓裳，全樽饮玉浆。三枚两谎，真个是人间天上。

尽管这两首歌曲风格各异，一首对商人有讽刺，而另一首则对商人却无微词，但基本都是当时商人生活的真实反映。从中不难看出商人生活的基本特点：一是商人的特点是以赚钱为目的，他们可以“五鼎不谈，三公不讲”，做官封荫当然不是他们的理想目标，但“衣冠假儒士”一句，显然也已说明尚懦之风在商人中开始风行；二是商人也开始追求舒适、雅致的生活，诸如建造画堂、兰堂，在里面有粉黛、红妆、舞女，夜夜笙歌，而且还在风月场中花里胡哨地乱蹿，确实也过着一种与士大夫一般的生活，真如人间天上；三是商人经商，说谎、作假还是他们的常态，尽管当时已经有人提倡以诚信经商，甚至倡导一些商人道德。

上面的歌曲所反映的是盐商的生活。至于那些盐商小伙计的形象及其生活，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这些“小伙”，向财主讨些资本，做件体面的衣裳，拜别财主，离了盐场，就换了一副腔调。装模作样，骑上一匹白马，上面配一副上好的雕花鞍，身上再穿上新兴时样的衣服，学成一副谄诈轻薄之态。他们到处撇白调谎，或称姐夫是吏部尚书，或称母舅是当朝宰相。讨几封假书，挟官索帐。此外，还东嫖西荡，浅斟低唱，在平康巷中虚夸声势，最后却踢弄的两手精光，欠下一屁股的花钱酒债。

在明代，浙江龙游人也以“普贾”著称。龙游商人主要是一些珠宝商，所卖者多是明珠、翠羽、宝石、猫眼之类轻便之物。龙游商人贩物也颇有特点，这些珠宝虽价值千金，却一人敢于到京城贩卖。通常他们将珠宝藏在败絮、僧鞋、蒙茸、褴褛、假痈、巨疽、膏药之中，很少被人发觉，便于旅途的安全。“异哉，贾也！”

明人王士性从龙游商人的经商心计中不免发出这样的感概。

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可以引用。曾经与士子演出了一幕幕“才子佳人”喜剧的妓女，在从良上也开始向拜金主义靠拢。文名颇盛的状元钱福，息归田里之后，听说江都某妓动人，就整装去江都，但此妓已嫁盐商。后因贾人重状元才名，才得以与此妓一见。钱福作一绝句讽刺这位妓女：“淡罗衫子淡罗裙，淡扫蛾眉淡点唇。可惜一身都是淡，如何嫁了卖盐人？”

诗句固然在嘲弄中透露出惋惜之情，但更多的还是自我解嘲。事实确是如此。即使像南京秦淮的名妓，在她们的归宿上也不乏做出选择商人的举动。如李大娘，一名小大，字宛君，后归徽州歙县的吴天行。吴氏是一富商，家赀百万；又有一位小马嫩，轻盈飘逸，自命风流，后也被真州盐商用千金购得，并将其进奉给溧阳陈名夏。

有了钱，即使身处穷乡僻壤，也能享受到城市一般的繁华生活。如四川建昌，僻远万里，处于深山老林之中，但因生产杉木板材，为四方商人所聚，获利甚巨，大发横财。于是，杭州、苏州新织的种种文绮，吴中贵介公子尚未穿戴，建昌木商已经先得服用。妖童娈姬，比山外城市更胜一筹，山珍海味，也都获先尝。

商人并非个个为富不仁，有些商人同样追求儒家伦理，讲道德，求教化，不是自学儒家伦理，就是征引儒士，馆于家中，让他们教诲自己的子弟。如辽东商人史六丈，平生在南方经商，老后归慕德化，向先辈问学，所学有《小学》、《家礼》、《四书》、《通鉴纲目》、《春秋》、《左传》。数年之间，寒署不废，学有心得，以致成为“乡之达尊”。

又如在松江，有一大贾，家中雇有馆师，训导子弟。商人的子弟读书进学以后，也不忘行善乡里。如上海县诸生唐默，“父以贾起家，积资雄一乡，田亩十余万”。唐默看破钱财，认为这些东西原本就是一场空，将钱财田亩散去。

换言之，商有士行，甚至一些商人之行还为一般士人所不及，这是晚明商人精神的一种新动向。明末清初学者将此类商人称为“商士”，

说明这些商人虽为经商，却有轻利重义的士行。

在传统社会，商居“士农工商”四民之末，地位之低，不言而喻。到了明代中期，商人的地位逐渐提高，他们自己对走江湖、逛娼楼的生活乐而不疲，显得信心十足。张来仪《静居集》卷2有一首诗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诗云：“长年何曾在乡国，心性由来好为客。只将生事寄江湖，利市何愁远行役。烧钱酾酒晓祁风，逐侣悠悠西复东。浮宅泛宅无牵挂，姓名不系官籍中。嵯峨大舶夹双橹，大妇能歌小妇舞。旗亭美酒日日沽，不识人间离别苦。长江两岸娼楼多，千门万户恣经过。人生何如贾客乐，除却风波奈若何。”

如此看来，这不仅仅是商人生活的自白，简直可以看做一曲“贾客乐”。商人虽常年在外，但他们对这种奔波的生活并无怨言，甚至“年久在外，窝住人家，娶妻生子”。

明代的大商巨贾，绝不仅仅是鲜衣怒马，金钱如丘，绨锦如苇，往来平康之间，一掷千金，只知一味贪图享乐，而是很有头脑，在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的同时，通过种种手段，提高社会声望，光耀门楣。汪道昆《太函集》卷67记载了徽商汪某教育其子时所说的一段话：“吾先世夷编户久矣，非儒术无以亢吾宗，孺子勉之，毋效贾竖子为也！”商人已不再满足于掌握“贾道”，拥有大笔财富，还要通“儒术”，博取科第，以便在政治上占有一席之地。许多商人喜欢附庸风雅，结交一些文人墨客，甚至一些当朝有势力的官员。

在扬州的徽州盐商，除了“毫毛析利”并为一些荐绅先生所不道者外，但确实也有一部分徽州盐商慷慨行义，娴于文辞。如程良学，就整日与文人雅士交往，“雠故经籍，玩弄古钟、鼎、琴、剑以终日，不问家人生产”，甚至与这些文人结成“竹西社”，“竹西二十一子”闻名于海内。

正如陈继儒在《晚香堂小品》中所言：“新安故多大贾，贾啖名，喜从贤豪长者游。”

他们在醉饱之余，在精神享受上也不乏追求，喜看戏听曲，通俗小说时常放在案头，夹在行囊，还盖造园林，把玩古董，收藏书画，研习诗文，其中不乏行家里手，有些甚至具有较高的文艺修养。“儒商”绝非只是现在的时髦词。若想做“儒商”，想必还应补学明代商人这一课。

商人夫妇（选自《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

二弃儒就贾之风

弃儒就贾或者士、商相混，无疑是明代社会风俗史与思想史真实的“一面相”，在这社会现象的背后，则是代表了士、商互动及儒学新的转向。余英时对此问题已有深入的探讨，

而笔者在此的讨论，除了对此现象进行史料的补充，藉此证明这一现象在明代的深度之外，尚拟就此问题给以一些深入的研究。

士、商关系的改变，最为重要的是来自士人对商人或经商态度的改变，尤其是当这种观点出自一些较为保守的理学之士之口时，就弥足珍贵。过去的研究者多喜引用李梦阳所记商人王现（文显）之说及李贽之说。如李梦阳《明故王文显墓志铭》云：“文显尝训诸子曰：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汙。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

李贽论商人道：“且商贾何鄙之有？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之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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