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燕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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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章（第2页）

，因为他们的球队赢了。塔利上校约帕格吃早饭，帕格谢绝了，随即走进自己的房间小睡一会儿。

在罗达携带孩子们到这儿建立起家庭之前，在他最初到马尼拉报到的时候，他就住在这样一个房间里，也许就住在同一个房间。房间很脏，满是灰尘，有高高的天花板、普通俱乐部里不像样的旧家具和一台老是开着的呼呼响的电风扇。这个房间又使帕格产生岁月易逝和年华虚度的强烈感觉。他把电风扇转得往上一些，把衣服脱到只剩下一条短内裤，打开俯瞰海湾的落地长窗，坐下来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眺望着宽广的蓝色海港上空渐渐透露的曙色和熙来攘往的船只。他不想睡觉，几乎动也不动地坐了一个多钟头，凝聚的汗水顺着他赤裸裸的皮肤淌下来。

他在想什么呢？

他想起重回马尼拉后所回忆起的种种往事。他想起他跟拜伦在哈里逊大道的白色房子旁边，在凤凰树下一起学习法文动词的情景：儿子瘦削的脸上起着皱纹，在爸爸的怒吼下落着无声的眼泪。他想起华伦在高等学校里得到历史、英语两门课的奖章和棒球比赛的优胜奖。他想起梅德琳庆祝八岁生日时头戴金色纸王冠、仙女似的穿着白纱衣的情景。

他想起罗达怎样唠叨天热和生活无聊，夜夜在这个俱乐部里喝得醉醺醺的，有一次在圣诞节舞会上，还脸朝下地摔倒在地；他想起他们俩怎样争吵，只是在他冷冷地谈到离婚的时候，她才把酒戒掉了。俱乐部的草地和大厅的气息以及马尼拉的芳香的空气都使他产生幻觉，仿佛这一切都发生在眼前，而不是十多年前的旧事。

他又想起帕米拉·塔茨伯利在红场上的情景；想起古比雪夫的街道怎样凄凉泥泞；想起怎样通宵玩着扑克牌，怎样参观农场，在等待火车票的时候，时间怎样慢得好像停滞不动。接着想起的是两星期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旅程；在木头造的小车站内出售水果、扁圆形面包、腊肠和热雏豆的西伯利亚美丽姑娘；单轨铁道从最后一节车厢向后伸展出去，穿过白雪皑皑的粉红色沙漠，宛如一条笔直的黑线直贯地平线上一轮像橄榄球那样扁圆的落日；长时间的停车，“硬席”车厢的木头椅子；当地旅客嘴里的大葱味和身上的臭味，他们中有的是白种人，有的是蒙古人，都戴着古怪的毛皮帽子；经过三天才看见尽头的阴森可怕的大森林；连绵几英里丑陋的东方茅屋；日本人的悲惨生活，你在街上行走时都可以从脖子后面感到他们对你的仇恨，他们的贫困和对战争的厌倦甚至超过柏林人。最后又想到他起草后又撕去的几封给帕米拉·塔茨伯利的信。

维克多·亨利一边回想这些奇特的往事，一边却保持了一种愉快的心情，觉得自己仿佛正朝着一种新生活前进。过去的一生他几乎已经绝望了，他真正的生活拖延着，迟迟不来，几乎失去，但是现在已经在握。他每次想到罗达，她的形象通常是他当初追求时那个活泼的华盛顿姑娘。他很清楚自己为什么爱上那个姑娘并且跟她结婚，但是今天的罗达他只要一想起，心里总是冷冰冰的，好像她是别人的妻子，尽管他对她的一切缺点和魅力都看得那么清楚。但跟她离婚又是残酷的、可怕的。她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他？她使他过一种枯燥无味的半空虚的生活——他现在知道了这一点——但是她已经尽了她最大的努力。到底应该对罗达仁慈呢，还是应该抓住他的新生活？显然，他必须在二者之间做出决定。

他曾经给帕米拉写过几封信，如同他写过关于明斯克大屠杀的一封信一样——只是为了把问题写在纸上，好仔细看看。等他到了东京，他又断定写信太啰唆，寄递也太慢，因此他不得不从两个电报中选择一个发出去——来或者别来。帕米拉所需要的也不过如此。他断定帕米拉比他聪明，第一步当然是搞恋爱，在罗达受到伤害之前先考验一下他们的爱情和迷恋的程度，因为他们也许永远到不了结婚的地步。说得露骨一点儿，解决的办法是同居。维克多·亨利必须面对这样一个新思想——对他来说是新思想——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同居也许是几个困难办法中最好的一个。

在东京，他果真在电报局外面犹豫过一下，差点儿发出电报，但他终于走开了。即使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他也不能想象自己能圆满地完成；他无法想象干这种偷偷摸摸的勾当，虽说跟帕米拉在一起，倒不会有下流或者不道德的感觉。这不是他的作风。他觉得他会把事情搞坏，贬低了或者玷污了他作为“加利福尼亚”号新舰长的工作。所以，他来到马尼拉时依旧拿不定主意。

自从在红场上跟帕米拉·塔茨伯利谈话以后，他只是在马尼拉才第一次开始意识到他妻子罗达的存在，而现实的帕米拉的形象则开始黯淡。马尼拉充满了对罗达的回忆——不管是美好的回忆，还是不愉快的回忆——也充满了对自己往事的回忆。瑞德·塔利，他的同班同学，现在是亚洲舰队全部潜艇的秃头司令；陆海军的橄榄球比赛，最后一次他是在二十八年前参加的，那时帕米拉还只是几个月大的婴儿；坐在俱乐部草地上的十几名年轻海军上尉，他们女朋友的年龄只有帕米拉那么大——这些都是眼前的现实。西伯利亚的荒凉景色现在只成了脑海里模糊的印象，红场上灼热的半个钟头也是如此。

他真的有可能重新开始生活吗？有新生的婴儿牙牙学语，有男孩子在草地上玩耍，还有一个小女孩用胳膊搂着他的脖子？马尼拉使帕格特别怀念儿女们带给他的快乐。他回想起那个时期是他一生中最甜蜜、最美好的日子。同帕米拉一起重新过这样的生活简直就是复活，就是真正的第二次生命。但是，像他这样一个生硬的、脾气古怪的人，做得到吗？在他三十多岁的时候，他对他的孩子们是十分严厉的。

他已经非常疲倦，最后在椅子上睡着了，就像他在民族饭店塔茨伯利的房间里一样。但是这一次，没有轻轻抚摸他的冰凉手指把他惊醒了。他那很少有差错的生物钟及时叫醒了他，于是他开车到甲米地去看“乌贼”号潜艇进港。

拜伦跟抛锚小分队一起站在前甲板上，身上穿着咔叽军服和救生衣，但是帕格没有认出他。当“乌贼”号靠近码头旁边驶来的时候，拜伦大声叫喊出来：“哎呀！那不是我爸爸吗？是你，爸爸！爸爸！”这时帕格才发现那个双手插在裤子后面口袋里的细长个儿站立的姿势他很熟悉，他儿子的声音是从留着卷曲的红胡子的瘦脸上发出来的。潜艇还在歪歪斜斜地开进来，拜伦就一下子跳到码头上，伸出胳膊搂住维克多·亨利的脖子，紧紧地抱住他。帕格吻着那张乱糟糟、毛茸茸的脸，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嘿，拜伦，干吗留那么多胡子？”

“胡班艇长最讨厌胡子，可我打算让胡子一直长到膝盖上。天哪，这可完全出乎意料，爸爸。”舰桥上一个军官通过扩音喇叭不耐烦地喊起来。拜伦又像一只山羊似的跳回到正在移动的前甲板上，同时向他爸爸嚷道：“我今天一整天都要跟你在一起。嘿，妈妈写信告诉我，你要指挥‘加利福尼亚’号啦！真叫人难以相信！”

潜艇靠了岸，“乌贼”号的军官们热情地邀请维克多·亨利到郊区他们租的一所房子里去吃便饭。帕格看到拜伦脸上露出不悦之色，就婉言谢绝了。

“我就住在潜艇上，”拜伦说，他们开了帕格从公用物资集用场借来的灰色海军汽车驶回马尼拉，“我不跟他们住在一块儿。”

“为什么不住在那儿呢？听起来好像挺不错。”

“哦，倒是挺不错。厨子、总管、两个男用人、花匠、五英亩地、一个游泳池，大伙儿一分摊，也花不了几个钱。我到那儿吃过饭，你要知道，有些姑娘就在他们那儿过夜——各式各样的姑娘，秘书啊，护士啊，等等——在那儿胡搞一气。”

“是吗？我想这是年轻人的常情。”

“爸爸，妈妈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怎么办呢？”

“你以为我会告诉你吗？”帕格朝拜伦瞟了一眼，那张有胡子的面孔很严肃，“呃，我只是挨过了不少痛苦的时光，勃拉尼。不过，你做什么都可以，千万别装出比谁都神圣的样子来！”

“我不觉得比谁神圣，我的妻子在意大利，就是这么回事。他们可以爱怎样做就怎样做。”

“你知道她最近的消息吗？”

“她要在本月十五号飞里斯本。我收到一张小孩的照片，我等会儿给你瞧！真奇怪，他看上去跟我小时候非常相像。”

帕格两个月来一直在欣赏放在他钱夹里的那张照片，但是他决定不提它。照片上有给斯鲁特的题词，提起来总有点儿尴尬。

“离得这么远，真叫人难过。”拜伦感叹说，“爸，你能够想象吗？你的妻子带着个你连见都没见过的娃娃，在世界的另一边——没有电话，一封信要碰运气才能偶尔收到。真不是人过的日子。最糟的是，她差点儿从瑞士出来了，但她怕乘德国飞机。她病了，又是孤单单的一个人，我不能怪她。如果还有别的路可走，此刻她该到家啦。那些德国人，混账的德国人！”沉默了一会儿以后，他又忸怩不安地没话找话说：“这儿很热，是不是？”

“我已经忘记有多热了，勃拉尼。”

“我想俄国是很冷的。”

“嗯，东京也上冻了。”

“告诉我，东京是怎样的？古雅、美丽，还有其他等等，是不是？”

“那是世界上最难看的城市，”帕格说，很高兴能把话题岔开，“真可怜。一座单调的、满是简陋小屋的城市，一直伸展到望不到尽头的地方。中心区闹市有几座高大的现代化建筑物和几块霓虹灯招牌，一群群矮小的日本人来来去去。多数人穿着西服，但是衣料像是旧吸墨纸做成的。人们可以看到少数几个打扮得像日本洋娃娃似的女人和一些像是在圣弗朗西斯科唐人街的庙宇和宝塔。这座城市并不特别具备东方色彩，它是破旧的、肮脏的，从城市的这一头到那一头散发出污水和烂鱼的臭味。在我这么多年的旅行中，东京最使我失望。而且，日本人对白种人的仇恨之深你随时可以觉察到。”

“你觉得他们会发动一场战争吗？”

“嗯，那倒是一个大问题。”维克多·亨利用指头敲打着驾驶盘，“我有一本论他们的神道的书，你最好读一读。这是一本开人眼界的书，是大使给我的。勃拉尼，这里的人民在二十世纪竟然相信——至少有些人是相信的——他们的国王是太阳神的后裔，他们的帝国一直上溯到二千六百年前。据说在大陆分离以前，日本是地球上的最高点。所以，它是世界的中心、神圣的民族，它的使命是征服其他一切国家以保障世界和平。你在笑，孩子，你最好把这本书读一读。就跟纳粹的宣传一样，他们通过宗教的胡说八道来宣传这样的思想，就是说，一个民族注定要用武力把全世界接收过来。为什么这种思想又分裂成各种不同的形式而且不断地扩散，那只有天知道。这像一种精神上的麻风病。嘿，你饿不饿？我们在吃饭以前先去参观一下我们的故居吧。”

在修得很整洁的红胡子的衬托下，拜伦的笑容虽显得古怪，但依旧很可爱。“哎呀，真的，爸爸，我从来没有去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的车子沿着哈里逊大道驶去。快到房子门口的时候，拜伦叫喊起来：“天哪，是那座房子吗？已经有人住进去，把房子漆成黄色了。”

“就是那所房子。”帕格说。他把车子停在街对面，父子两人从车内出来。讨厌的芥末色也使他觉得诧异。低矮的石墙、铁栅栏，连同这所房屋，全都漆成了这种颜色；给太阳晒得褪了色的旧油漆已经剥落。草地上躺着一辆翻倒的三轮脚踏车、一只红色大皮球、一辆儿童车和一些塑料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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